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能指狂欢”中的女性问题——以“网络红人”的情爱与审美为例

在意义增值和意义消失同时进行也即所谓的"能指的狂欢"时代,人们对女性主义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乐观。文章以"网络红人"现象为突破口,提出"能指的狂欢"并不能带来女性更多的解放,甚至会倒退,网络时代的女性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并不能改变男性主掌的"话语权"。而任由自恋、价值虚无和性开放泛滥也不会给女性带来尊严与价值,而是离女性主义者最初的理想更加遥远。     

浅论魏晋名士简傲性格之成因——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名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放任、怪诞的行为，究其源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以《世说新语》为例对魏晋名士的傲诞行为与性格加以分析，并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家教背景几个方面追溯其形成原因。     

书面"清谈"——谢灵运山水诗之本质论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谢氏家族清谈的书面体现,谢氏清谈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清谈的务虚之风与务实抒怀有机结合,二是在清谈中重视语言的辞彩,注意语言音韵的流畅谐美。在家风濡染下,谢灵运抛弃了纯粹的空谈析理,而是借助于山水形象媚道,从而导致富有理趣、注重辞彩的山水诗的涌现,无心插柳般地完成了中国诗歌史的转关任务。     

魏晋游仙诗艺术论

游仙诗是魏晋时期兴起并发展成熟的一种诗歌类型。从艺术的角度看,魏晋游仙诗具有意象独特、造境奇异、超越恒情、词多慷慨四个方面的审美特征。它们是魏晋游仙诗绚烂多彩的真正原因。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从总体上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视自然、崇尚朴拙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天放的人格美、怡情畅神的自然美和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

自新莽迄北宋,九百余年历史,大小十数个王朝之更迭,大都采用皇位禅让之形式。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必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九锡成了中世纪权臣夺取皇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权臣移鼎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然后再登上九五之位,这几乎成了易代鼎革的惯例。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