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伦理思想的个案研究

熊希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从他所创办的湖南瓷业公司的实业活动中 ,研究他独特的伦理思想和个人特点 ,将有助于人们对他进行更全面、恰当的历史评价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徐复观治史渊源述略

徐复观认为，史学的价值必须对现实人生和民族文化有所鉴戒。他以心性史观为基础，显扬史家主体意识，认为治史的态度比方法重要。徐复观治史渊源脉络的形成有四方面的因素，对时代学风的反省批评，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与拓展，关注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向及汲取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     

关于“哲学无定论”问题的探讨与陈修斋先生的阐释

哲学无定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明确提出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其实质是立足于现代哲学对哲学本性所做的一种探讨。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被鲜明地提出并得到热烈地讨论,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环绕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相激互融的结果。严复、王国维、张君劢、丁文江、熊十力、贺麟在20世纪上半叶对这个问题予以了逐渐深入的探讨。陈修斋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从元哲学的高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新的阐释,使这一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     

论熊十力哲学中道德主体的创新性

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体有静止、保守的趋势 ,熊十力哲学的目的之一 ,在于为传统纠偏 ,树立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他用“翕”、“辟”两个概念构造起恒动不已的宇宙本体 ,并强调了辟对于翕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 ,他又论证了生相对于灭的优先性。他打通了本体界、现象界和道德界 ,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创新性从道德个体的修养方向、方式及其与社会既有伦理规范间的关系两个向度塑造着人的新形象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扬雄的因革论

扬雄的因革论强调客观、真实、自然和时代现实性，坚持儒学正宗地位，以儒融通道、墨诸家，在丰富发展儒学思想中为王充、葛洪、刘勰等文论家之因革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渊源。     

扬雄著作及其流传

扬雄是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语言学家,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本文对扬雄专著及单篇文章的存、残、佚及其文集的整理情况作了简单的考述。     

论汉代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的关联性

对东汉扬雄所著<方言>等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的研究表明,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尤其是其中的吴次方言)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结论得到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对于科学地认识南楚与吴越两地方言的历史层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立志说:熊十力的阐释态度论--熊十力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熊十力的立志说乃是一种阐释态度论,属于其修养工夫论的一部分,始于1924年,成熟于1949年。阐释态度来自于修养工夫,立志是修养工夫的入手处。熊十力强调必先立志而后可以读经,其实就是主张修养工夫与阐释态度先于阐释方法。以超越心理学意义的"本心"为基础来构建修养工夫论与阐释态度论,正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一项基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