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论晋惠公

晋惠公并非一个庸碌无为的君主。晋惠公在位期间，晋国社会继续得到稳固 和发展。晋惠公许赂又背赂、作爰田、作州兵与和戎等一系列作为不仅为晋国的富强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并且为晋文公及其以后晋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我们 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给予晋惠公一个公允的评价。     

简说李觏

李觏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注重平民教育。他想要改革北宋的朝政，因为他未得机会进入仕途，所以无法实行自己的改革主张。胡适说李觏是王安石思想先驱，理由不充分。说曾巩是李觏的学生也无史料依据。关于李觏对孟子的非议，却反映了李觏对孟子的特殊看法。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联。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魏晋禅代。     

家谱:补充订正史实的特殊档案

中国的家谱、宗谱,古代称之为谱牒,今也称作家谱档案。家谱档案资料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重视家谱档案的修篡、保护和利用。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通过对宁波史氏、楼氏两大家族的研究,就利用家谱档案解释这两大家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龚自珍碑志文探微

以《龚自珍全集》收录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透视龚自珍碑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龚自珍的碑志文主要是较为熟知的人所写,较少有＂谀墓＂的成分,其碑志文不仅在内容上表达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社会的认真思考。他的碑志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论辩性,在结构上比较注重开头的艺术,语言风格丰富多样。     

让施耐庵归真返璞——就《水浒》作者问道于刘世德、马成生、应守岩先生

阐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事迹至今不详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剖析以人废言的弊端,以张国光先生风范向刘世德先生进言,就马成生先生《杭州与水浒》提出不同看法,驳斥应守岩先生对耐庵故里——江苏兴化的诬蔑,呼吁海内外学人让施耐庵归真反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