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僧形象溯源

沙僧是《西游记》中重要的取经人物之一。从《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相关材料看 ,其原型当是出于密教中的深沙神 ,历经唐宋元明诸朝说部作者的结撰才定型。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dialectic”一词的翻译

正确理解术语“dialectic”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键之一。这一术语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两个中译本中有着“论辩术”和“辩证法”两个不同的译名。文章试从词源、词义的演变、词的译介以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四个方面探讨“dialectic”的意义和翻译，指出“辩证法”译名的不科学性，并提出了翻译处理的建议。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梦窗词清空论——试谈郑文焯对梦窗词风的认识

郑文焯是晚清四大家之一,著名词学家。在晚清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的情况下,他的梦窗词研究独具特色。他不满以"晦涩"评梦窗,也不满学梦窗"晦涩",他认为"晦涩"只是梦窗词的表象,其高处正在"空灵"。郑文焯以"空灵"、"清空"为标准来选评梦窗词,突破了张炎以来的对梦窗词的传统认识,赋予了"七宝楼台"新的内涵。他的这种认识,也体现了"清空"这一重要词学范畴的内涵在晚清的丰富与发展。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