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死者人格利益法律保护之构建

死者无人格权,但死者具有人格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善良风俗,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也达成了共识。完善死者人格利益应在保护范围、行使主体、法律责任、免责事由及保护期限等方面给予立法规制。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知识分布、衰减程度与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

以知识流动为研究视角，将集群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内生化，构建包含三种创新模式下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重点分析集群知识分布和知识衰减程度与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仿真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知识分布下，混合创新模式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外部吸收创新模式与内部自主创新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创新产出演化路径；在外部吸收创新和混合创新模式下，均匀分布型产业集群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集中分布型表现次之，异质分布型表现最差，而在内部自主创新模式下，集中分布型则表现最好；不同创新模式对知识衰减的敏感程度呈现阶段性差异特征。这些结论对产业集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absorptive capacity and radical innovation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Open innov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two concept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companies can leverage the knowledge generated externally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joint effect of open innov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a firm's radical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external search breadth and depth strategies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is described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In order to test our hypotheses, we carried out empirical research in firms operating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al routines and processes for absorbing external knowledge help explain radical innovation as they show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Also, there is a moderating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open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search breadth and depth and radical innovation.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moderates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search breadth. These findings confirm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open innovation search strategies on radical innovation.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