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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晓卿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45-47
小说《白鲸》中的男主人公亚哈船长不信神、不信命,集伟大与病态于一身。为了向白鲸莫比·迪克复仇,亚哈精心策划并带领裴廓德号船只走向毁灭。从命运的视角剖析了亚哈拒绝一切外界劝诫,操控并设计自己的命运,展示了其不受命运摆布的非凡姿态。 相似文献
2.
本文通过鲁迅与屈原的"流放意识"、先哲精神,以及对人生旅程和行为方式的抉择,探讨两位大师的血缘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超越. 相似文献
3.
周兰桂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6,(1):81-85
《阿Q正传》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讽文本”。“阿Q”作为鲁迅独创的一个“小说化”的“反讽”文学符号,既是笑的对象,也是笑的主体,而且毫不犹豫地将讽喻笔触直接指向作者和读者自己;“阿Q文本”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清醒的疯狂”,并借以消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为民族与文化“开出反省的道路”。 相似文献
4.
狄奥尼索斯的化身——对《在路上》主要人物迪恩的解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陈杰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8(1):153-156
借用尼采哲学中的酒神形象对《在路上》中的迪恩进行解读。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描绘了酒神和日神两种精神,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本质是旺盛的生命力,其内涵是摧毁和创造。《在路上》中的迪恩就是酒神精神的化身。在迪恩身上表现出的“疯狂”和“纯粹”,本质上是以身体的狂欢对一切压抑人性的制度和观念发起的强有力挑战,是对生命、对生活的激情和肯定。 相似文献
5.
蒋天平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53-58
基于西方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日益激烈,以及现代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原因,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及其研究日益增多。国外研究中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研究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断代史中的疯癫研究成果丰富,少数族裔研究成为特色;国内多隐喻研究和女性疯癫研究,同时在理论运用、研究深度以及研究文本创新方面存在不足。针对国内研究现状,需要加强男性疯癫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尝试运用新理论进行文本阐释。 相似文献
6.
周妍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73-76
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重写了疯狂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变化和发展的历史。文章通过对此书的解读,勾勒出福柯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的真实面孔,分析了疯癫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的蓬勃繁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疯癫在道德领域却成为首恶,是社会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人们惧怕疯癫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疯癫既迷恋又恐惧。随着对疯癫越来越多的道德性批判,最终疯癫的悲剧性体验趋于被规训,从一个可以与理性对等的对象变成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开启了疯癫在古典时期新的面孔。 相似文献
7.
福柯试图书写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在德里达看来,疯狂的历史不可书写,疯狂自己不能陈述,而用理性之说又如何能说出疯狂呢?试图写出疯狂史,那意味着要确认形而上学的根基。福柯要进一步写出自笛卡儿开始的理性对疯狂的排斥历史,但德里达则认为笛卡儿的“我思”并没有排斥疯狂,而是说即使在疯狂中我思也依然在思,我思并不惧怕疯狂。这是德里达对理性更深层的反思,也使德里达随后对理性主义及其形而上学历史展开解构具有更充分的基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阶段还怀着结构主义的整体性野心,而德里达在那时则破除结构主义;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的方法,这可以看到他与德里达更靠近的地方;德里达也有更加面向现实的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达成和解。他们各自开启的不同的思想进向,使后结构主义具有更广阔的思想场域。 相似文献
8.
刁克利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
柏拉图对诗人"迷狂说"和诗人"摹仿说"这两种朴素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思辨,又在《理想国》中阐发了文艺"功用说"的观念,依此奠定了西方作家论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迷狂说"与诗人能否反映真理,"摹仿说"与诗人的知识是否可靠,"功用说"与对诗人教化作用的怀疑之间,也留下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理论空白。柏拉图诗学的矛盾不仅在于柏拉图政治理想与诗人天性的矛盾、哲学与诗的冲突,而且,其核心在于人类追求现世功用与其自然天性的冲突,体现为诗人身上是否分有神性与如何表现人性的矛盾。 相似文献
9.
唐根希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9-105
通过对俄狄浦斯半人半神的形象塑造以及俄狄浦斯神话的重新叙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人的理性之上还存在神的或世界的理性,即神性。人类集神性、人性、兽性于一身。神性高于人的理性,兽性低于人的理性,两者都表现为疯狂,因而人、人性是在理性和疯狂之间游移不定的存在,具有双重特性。 相似文献
10.
Lynette Willshire 《Human Relations》1999,52(6):775-804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position thatelements of the work of psychiatric services areimpossible. The notion of impossibility is considered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ocietal, interpersonal, andorganizational.Organizational elements of impossibility areevidenced in attempts to work with madness, a phenomenonthat defies clear definition. Resultant confusion inrole and task boundaries is exacerbated by mad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e situation iscompounded by societ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mad and thesane. Attempts to house and treat the mad over the past200 years are reviewed, and recent illustrativecase material is presented from two communitytreatment teams. It is argued that primarilysolution-focused approaches to madness have limitedsuccess. To acknowledge impossible elements of the workmay enable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to be designedin ways that help mak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adnessmore bearable rather than something to be controlled andor denied.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