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十个重点行业

选取制造业的十个重点行业,使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产能利用率、技术效率和设备利用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剖析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需求与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密集度、就业水平、开放度、金融支持与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矛盾与出路

在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货币宽松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不仅没有有效流入实体经济,反倒推高了先行经济领域价格.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加剧,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而在调结构中,又面临着多重经济悖论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经贸规则正在深刻变迁;美国强力推行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使进入中国市场的部分外商投资撤离风险上升;日本实行的安倍经济学效果存疑,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的不稳定性,使欧盟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日欧经济颓势短期无法改变.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统筹国内经济政策,实行政策之间的联动,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中国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与比较——基于可变成本函数法

重工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缺乏分行业可追溯的产能利用率历史和结构数据,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历史成因、结构演变和主要症结梳理多有分歧.本研究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试图提供一个能有效表征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历史与结构特征的统一数据基础,并选择钢铁、煤炭和水泥三个代表性部门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格局拐点大致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供给扩张和政策干扰导致产能过剩逐步显现,并对退出成本高的钢铁等领域产生了最显著冲击;(2)不同行业供给侧改革方式应有所差异,钢铁去产能需要更多行政力量干预,煤炭去产能核心在于供给优化,水泥则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3)国企市场化改革并非去产能的唯一良药,依据行业特质进行产业整合有助于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该研究可拓展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分析.     

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在经济增速减缓和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的双重约束下,煤炭市场需求下降,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选取固定资产投资、煤炭产业集中度、煤炭出口率、煤炭消费以及政策影响等指标,对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认为,煤炭产能利用率和上述量化指标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上述指标对煤炭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认为必须改革政府的监管体制,严格控制煤炭行业准入机制,并通过加强煤炭企业的自主创新,完善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竞合格局中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梳理出“一带一路”治理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蓝海全球化与陆路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能输出的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进行产业对接和生产要素资源整合.从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TPP和TTIP导致中国依托海路的“资源—加工—消费”模式的蓝海全球化受阻,而陆路全球化经过中亚和中东欧,直通欧洲,北接俄罗斯,南下海湾地区,将会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层面,文章提出了构建大区域竞合格局、分层次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经济转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重视并应对经济周期,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建立产融互动布局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搭建智库平台与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以及在政策层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产业布局等.     

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及其对策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既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产能变化的共性,也有独特之处。解决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但不同区域间的不均衡性和梯度性矛盾;调整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发展贡献率比例关系的不协调性, 成为扩展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化解产能过剩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整合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大幅度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综合采取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措施处理产能过剩问题,现阶段的产能过剩矛盾将会得到有效化解。     

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

当前,学术界对产能过剩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视角和中观行业视角进行.然而,产能过剩首先是一个微观概念,通常是指某一企业能够提供的生产量大于市场对其的需求量.因此,上述研究并没有考虑影响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因素——企业的管理与治理.文章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分解,对企业的资本引入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归纳了企业产能过剩的主要财务表现,深入剖析了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微观传导机理及其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针对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