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壮族文人的文论在全国影响并不大,但是否就因此而没有价值和意义?尽管受到汉族文人文论的巨大影响,并因此还具有滞后性,但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存在仍有其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表现为:它是对传统壮族文人文学创作的总结;它是壮族民间文论的发展,是壮族人民对文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它是对全国文论的一种丰富。在这三个方面,它有着别的文论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人音乐的审美特征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文人音乐的审美体验出发 ,对文人音乐的审美特点试做归纳分析     

论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

:词的出现是对传统诗教观念的突破,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但关乎文学自身的规律,还涉及到复杂的士人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笔者拟从文学接受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两个角度切入,探讨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     

《学衡》论学者精神与责任

《学衡》杂志以“论究学术 ,阐求真理 ,昌明国故 ,融化新知”为宗旨 ,对 2 0世纪初期的学术弊端提出了严厉批评 ,并在此基础上呼唤对真正的学术精神的追求 ,即自信、自得、贞操、求真、审慎、创造、社会关怀和追求文德之精神 ,同时提出了学者对于前人、今人和世界的责任。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杨度的四副面孔 ——论唐浩明笔下的杨度形象

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杨度形象的饱满和立体体现了唐浩明作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高度。     

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四教”观

明清之际的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在阐述伊斯兰教思想时，阐述了他们对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且对各种思想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坚定伊斯兰教信仰，尊崇儒家思想，批判佛教和道教，在比较中提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