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麦尔维尔海洋小说到悲剧小说转变的成因分析

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文学创作上从前期海洋小说到后期悲剧小说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不论在风格体裁,艺术特色还是创作主题,尤其是创作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研究发现,麦尔维尔思想的二次成长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变.本文从麦尔维尔在好那陆陆的生活经历,与霍桑短暂却火热的友谊,以及对莎士比亚和卡莱尔作品的广泛阅读三个方面研究麦尔维尔思想的二次成长,从而说明麦尔维尔思想的二次成长从根本上促成了其从前期海洋小说到后期悲剧小说的巨大转变,把麦尔维尔的创作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贾府的道教风俗及其“悲凉之雾”

道教的消灾祈祥法术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贾府,无论主子或奴婢,有的佩戴护身符欲消灾避祸,“仙寿恒昌”;有的炼丹烧汞欲升为神仙;有的打醮设道场欲解除冤孽;有的作法欲诅咒他人等。然而,那些欲消灾者病缠身,欲成仙者命早亡,欲害人者先害己,落了个烟消云散的悲惨结局,无不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撩起悲凉的雾纱,可以窥探出曹雪芹对道教“助教化”无望又找不到“补天”良策的彷徨苦闷心情。曲曲悲歌实际是曹雪芹对道教信仰及其法术失灵的形象化宣泄和标示。     

论唐君毅的中国悲剧观

唐君毅的中国悲剧观经过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认为中国缺乏悲剧,后期认为中国悲剧是不同于西方悲剧的独特悲剧,是一种悲剧而又超悲剧。中国最高的悲剧意识及超悲剧意识,这种超悲剧意识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     

从呐喊到流言--鲁迅与张爱玲相同点之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二者在现代文学史上都被无情地扭曲了,一个是“红色经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误读的大师;一个是个人主义的“靡靡之音”,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二者对人性的弱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表现出深刻的悲剧精神。此外他们的创作都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审美追求。     

黑娃：大起大落的悲剧形象－－《白鹿原》人物论之三

黑娃是《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作品成功刻画的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悲剧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丑恶势力对其生命的毁灭;其二,儒教传统对其叛逆性格的消解。     

论扬州在吴烺人生中的重要地位

全椒吴氏家族与扬州关系密切,扬州的人文环境和吴家先辈的扬州经历使得吴氏子弟尤其钟情扬州.扬州给予吴烺诸多营养,扬州生活成就了吴烺文学、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造诣；祖辈兴家的自豪与家业衰颓的悲伤,吴烺于此皆能找到寄托.吴烺与一大批学者的扬州交游唱和等也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吴烺扬州经历及文学创作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说明了封建家族与封建时代文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杨度的四副面孔 ——论唐浩明笔下的杨度形象

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杨度形象的饱满和立体体现了唐浩明作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高度。     

“婚变”的背后——浅析《墙头马上》中的悲剧因素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墙头马上》为一部爱情喜剧,通过对此剧中的悲剧性因素悲剧性行动和悲剧性环境的分析,认为此剧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爱情喜剧的层面,而是一部具有社会性婚姻问题的戏剧.     

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试析刘兰芝形象的悲剧美及其与女性文化的矛盾冲突

本文主要从形象美、品德美、心灵美、女性美、人格美等方面分析刘兰芝这一悲剧形象永恒的审美价值;又从"三从"、"七出"、"孝道"等角度入手,阐述刘兰芝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悲剧性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