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茶文化流变看中华民族的融合--以桂林地区为例

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与传统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民俗礼仪等领域都有密切关系，其所特有的动态而多元的符号性，对中华文明的世代相承和传播，以及中华民族间的交往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茶文化结合了中原农耕文明以“和”为核心的礼仪精神，并不断吸收周边北方游牧民族、西南山区民族饮茶的养生药理功能，通过各民族间的不断交流和融合，饮茶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意义已消融入中国人日常的生活之中。并且，随着饮茶之风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和普及，茶事活动也逐渐打破了上下层社会和南北地域之间的界限，逐渐走向更具世俗趣味的大众化。     

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读《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

菲利普·罗德(Philip G.Roeder)在1991年发表的<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hzation")②一文中,提出"族群联邦主义"理论,以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对苏联解体进行分析.在该论文的基础上,他在这篇<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Yugoslavia,and Czechoslovakia")中,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入手,提出了"区隔化制度"这一重要概念.     

从僮人到壮族——20世纪以来对广西壮族论述的变迁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活着一千六百多万的壮族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对分散的僮人并不是一个独立而统一的族群.至少在十六年前,僮和汉、苗、瑶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族群.在国家进行民族识别和成立了自治区以后,现代壮族开始具有了统一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壮族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员都骄傲地认为,壮族是一个古老和具有丰富文化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更高层次上认同于中华民族.所以,考察关于壮族的论述和壮族族群认同的变化,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政策和建设公民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

基于实验室实验探究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通过信任水平衡量社会资本,并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探究抑制腐败的机理.实验包括信任触发和贿赂博弈两部分,其中信任触发实验用于触发不同的信任水平,贿赂博弈实验用于测量腐败程度.此外,在贿赂博弈中分别加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因素,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实现.结果表明,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腐败程度的增加.其中,在低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对腐败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而在高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的抑制作用被抵消.另外,分组设置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而负外部性设置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     

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兼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

美国学者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研究壮族的经典经验研究之作。这个研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定在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并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作者总结了壮族地区和国家政治互动的三个时期,指出中央政府对广西地区实施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将壮族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所以政府必须发展壮族文化,提高壮族教育水平和保护壮族语言。但改革开放时期,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逐步拉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在逐渐提升。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族群研究范式的差异性以及此项研究的不足之处,试图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及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作一些再思考。     

社会组织参与易地安置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分析——以广西L县Z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社区兼具“农村”和“城镇”的特征,社区搬迁户的异质性与管理的复杂性使得社区治理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社区治理研究更为迫切。以广西L县易地搬迁安置Z社区为例,以社会组织参与为切入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参与重铸了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社会资本,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信任基础、参与平台及规范约束,有效推进了搬迁社区治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信任断层、网络脱嵌及制度缺失等问题,需要在搬迁社区后续治理中予以优化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