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行政诉讼结构再认识

诉讼目的内在动机与价值追求造就了诉讼结构必然成为诉讼法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结果。行政诉讼作为我国三大诉讼之一,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实现方式,由于参加行政诉讼的主体的前在特别地位殊差,使得重新剖析和认识行政诉讼结构,成为行政诉讼领域首先要梳理的争点。     

ADR制度中国化之路径解析

现代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多元化决定了主体间产生的纠纷的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采用国家公断性质的一元化的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完善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借鉴国外ADR制度,构建我国的ADR纠纷解决机制。     

土司学：发生逻辑、研究指向与建设路径

土司研究逐步融合与渐进深入,土司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专学,学界应当系统建构土司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土司学建构仍需从发生逻辑、研究指向、建设进路三个方面着力。既要避免土司学研究的碎片化,又要反对研究的泛化,同时要兼顾专学理论的系统化,这是建构土司学不可绕过的驿站。土司学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其讨论并未尘埃落定。广大学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土司学的建构,2014年8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整合了土司研究的人员、资源和机构。《中国土司学导论》一书的付梓,是土司学建构的开创之举。土司学论纲、土司词典等系统性的关于土司学的研究,应成为当下学者们的鼎力之向。     

略论教育救助的政策供给、执行偏差与多元对策

依据宪法蕴含的关于教育是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教育救助既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贫困代际转移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教育救助政策存在设计缺陷,在执行过程中易产生偏差。只有合宪性保障举措,才能确保教育救助作为宪政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据此,有必要从教育救助的制度体系、救助资金渠道、救助模式多元化入手,促进教育救助事业的发展。     

大型交通重点项目党建统管制工作创新研究

党建统管制是大型交通重点项目的党建新模式。但面对新形势,这一工作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创新。要从加强在建项目党组织的建设管理、积极搭建和充分利用与施工所在地党建联动平台、注重党组织文化建设、正确处理党建统管制工作与大型交通重点项目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来加强和优化大型交通重点项目党建统管制工作,促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用,保证优质、安全、高效、廉洁地完成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重构侦查阶段中的辩护制度之设想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遏制侦查阶段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争点。侦查机关必须改变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侦查客体与定罪在先的传统观念,立法机关应从无罪推定,程序主体和程序正义理论入手,彻底解决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尴尬困境,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局面。     

宪政视阈下山地型新农村建设中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困扰与对策——以Q区A镇为例

农村社会养老是宪法的基本权利之一.社会保险养老成本高、制度中的排他性权利设置、权利观念淡薄、国家财政投入缺口、农民经济收入过低的现实情势使得这一惠及老人的基本人权难以普遍性实现.在西南部山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状况更加凸显政策执行的困扰.通过调整基本保险支付的方式、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完善社会养老的多元供给体制、构建人权教育体系是实现这一宪政基本权利的有效对策.     

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问题探析

失地农民就业难是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属待遇和户籍制度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的现状。失地农民就业难除就业观念落后、文化素质不高、非农业技能低下等自身原因以外,还有就业保险制度不健全、就业服务滞后于失地农民就业需要、就业过程保障力度不够等社会保障性因素。借鉴国外就业保障制度建设经验,要强化特别立法,规定征地方案中必须具有针对失地农民实施的就业培训措施,专门为失地农民劳动关系纠纷设置特殊的司法程序,建立社区就业服务前置机制,并在城镇化整个过程中贯穿就业保障,助推城乡一体化建设。     

失地农民再就业困境的制度分析与能动对策

伴随失地农民总量的不断增大,解决再就业刻不容缓。然而,目前仍然是以加强再就业培训、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增加征地补偿、建立司法诉讼救济渠道为主要路径,忽略了产生失地农民的制度诱因。制度设计粗疏,执法依据不足,司法救济制度性缺失导致征地的无序,从而使得失地农民数量持续上升,最终陷入并加剧再就业困境。通过制定特别法、科学配置土地管理权,允许司法介入是从源头减少失地农民总量,从而破解失地农民再就业困境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