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界研究十五至十七世纪北亚史概况

到目前为止,元朝被逐出汉地、忽必烈一支最后一个汗脱古思帖木儿遭到阿里不哥一支也速迭儿杀害后的北亚史尚属茫然。本文试图对我国研究这段历史的情况作一概括,弄清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作些展望。由于篇幅有限,特别是考虑到现存的蒙文编年史记述的是十五世纪末以后的史实,及其和清前史的衔接,所以本文仅对十五至十七世纪主要活动在蒙古地区,包括卫拉特在内的蒙古民族动向的研究作一集中的归纳。     

1980年日本研究北亚史概况

前年,北亚史的研究很有成绩。纵观1980年的情况,最突出的是有关清代满洲(正确的称呼是东北,本文用习惯称呼)史的满文、汉文档案的不断发表。另外,有关明、清蒙古史的蒙文史料得到了充分地运用。以汉文史料,特别是明、清《实录》为主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在蒙古史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发表了许多运用蒙文史料的考证论文,从根本上修正了一向根据汉文史料引伸出来的观点。然而,以前一直是北亚史研究中心的满洲史却比蒙古史落后了。8月,在中国南开大学召开了明清史学术讨论会,通过论文我们发现中国的满     

新疆哈密的伊斯兰王国——哈密郡王统领史

序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哈密的近世起于以察合台汗家族的后裔忽纳失里为始祖的蒙古佛教的哈密王朝时代(15世纪),17世纪初由赛义德可汗的后裔建立了蒙兀儿系统的伊斯兰哈密政权。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哈密政权的分裂,同侵入哈密的准噶尔相对抗的清朝势力及至哈密,与此相适应而形成的便是近代哈密的地方政权。     

1979年日本史学界有关中亚研究概况

近几年来,虽然主张“摆脱丝绸之路”的呼声很高,但并未动摇有众多读者支持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去年出版的有关中亚史研究的单行本,许多书名中都有“丝绸之路”这几个字。其中榎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出版)辑录了他过去发表的六篇论文和新作《敦煌与丝绸之路》,这次出版时作了些补正,具有国际水平。该书所收录的论文已作过介绍,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长达     

伊斯兰化前的中亚史研究现状(上)

语言的多样性是目前研究中亚史的最大障碍。十九世纪以来,在活跃的中亚史学界中有显著成就的都是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已故的伯希和。今年(1979年)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以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伯希和广泛地涉猎了最重要的汉文史料,并且运用突厥文、蒙文、藏文、焉耆—龟兹文、梵文、普拉克里特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等史料,写出了关于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的大量研究著作,这些辉煌成果至今仍有价值[附记1]。堪与伯希和匹敌的著名的中亚史专家还有俄国的巴托尔德(W·W·     

渤海的五京及其特产

关于渤海的历史及其文化,远者《新唐书·渤海传》载其概要,近者鸟山喜一教授的《渤海史诸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新唐书·渤海传》自渤海原来与高丽即高句丽有联系谈起,记载了大祚荣建国,而后传武艺、钦茂、元义、华玙、嵩璘、元瑜、言义、明忠、仁秀、彝震、虔晃、玄锡。渤海到第十四代的大玮瑎、十五代的火(讠垔)(讠巽)时期衰亡了,但该传却无这段记事。该传接着又记述了渤海被称海东盛国,有五京十五府,五京中的上京名为龙泉     

康熙的哲学思想

康熙(1654-1722年),名玄烨,姓爱新觉罗,满族.他在位六十一年,虽然没有留下哲学专著,但在一些著述中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本文试作分析. 一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自然观上,凡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者,属于唯物主义营垒;与此相反,则属于唯心主义营垒.只有根据这个标准,而不是依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才能求得比较准确的认识.为此,我们说明康熙自然观,必须注意分析康熙     

康熙法治思想概述

清朝皇帝康熙于康熙六年(1677年)宣布亲政时,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维护地主阶级的“久安长治”,康熙吸取了明末“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的教训,围绕“休养生息”釆取了一系列政策。排除干扰、破坏,顺利推行这些政策,迫使康熙提出和运用法治,以肃官方,以端风俗,以惩贪邪,以     

试论渤海的地方统治体制(下)

三、渤海的地方行政机构从前引《新唐书·渤海传》的记载可以确认:九世纪前半叶,渤海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府和州。有关府的设置年代,《续日本纪》卷三四,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正月癸酉条记载渤海遣日使从“南海府吐号浦”出航;州的设置年代,同书卷二一,淳仁天皇宝字二年(758)九月丁亥条记载渤海遣日大使的职衔是“木底州刺史”,而“玄菟郡刺史”则见于同书卷二二,淳仁天皇宝字三年(759)十月辛亥条。这些,都应在第三代大钦茂时代(738—793)。     

从平定“三藩”叛乱看康熙的军事思想

清朝康熙(1654—1722)皇帝在执政期间,曾称赞秦始皇“兼六国,罢封建,置郡县,是一统之盛”,①抨击汉初的分封制:“武帝分锡茅土,鲜克有终,于此可见封建之不可复行矣”。②由于他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因而面对南方“三藩”割据数省、北疆噶尔丹图谋自立、海上郑氏后代继占台湾等各霸一方的局面,康熙不仅重视武备,并且多次大兴师旅。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了“三藩”叛乱,接着乘军威震叠进取台湾,二十二年(1683年)7月,台湾郑克爽出降。此后,康熙为了对付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噶尔丹的策划自立,于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和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率师亲征。五十六年(1717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窜扰西藏进行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