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眼中的彝族漆器

尽管西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但看上去却与其他中国普通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这里１８万城市居民中９５％是汉族人。市区沿街两侧有许多小商店和餐馆。或许惟一让人们意识到这座城市与诺苏人有关系的是那些偶尔从山上下来的年轻姑娘们，她们身着艳丽的百褶裙和贴花坎肩；是那些不分性别一律身披着被称为“瓦拉”即带穗的羊毛披风的人们；是在那些政府机关门前挂着的用诺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匾牌；还有那尊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结盟的雕塑。雕塑中的红军将领刘伯承戴着眼镜，与诺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手挽着手向前行进，小叶丹…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郝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

李绍明教授曾在《民族研究》 2 0 0 2年第 2期上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一文 ,对于笔者历年来在一些论文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并援引了笔者和他都做过研究的彝族来作为例子。本文对李绍明文章做了回应 ,认为他的有些论点是可以接受的 ,有些则涉及对族体理论的不同观点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

介绍中国人类学在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发展.由于大力推行本土化,中国人类学成功实现了复苏,成为了世界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具体措施探讨

伴随着企业信用销售方式的广泛采用,应收账款在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合理规避应收账款风险,同时利用信用销售扩大企业的有效利润,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基于Holmstrom和Milgrom模型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在Holmstrom和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概率约束条件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以寻求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和翻译

近来有关“人们群体”(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ｅｏｐｌｅ)的术语混乱在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和“民族”、“族群”、“国家”这两组术语相互关联的方式问题上 ,说汉语的和说英语的人类学家之间在认识上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譬如 ,在中国从 2 0世纪50— 8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已经完成之后 ,很多英语作家 (Ｈａｒｒｅｌｌ 1 990 ,1 995;Ｇｌａｄｎｅｙ 1 991 ;Ｄｉａｍｏｎｄ,1 995;Ｍｃｋｈａｎｎ 1 995,等等 )还在以这项工作所定义和确定的单元并不是真正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为由来攻击它。实际上 …     

“十一五”扫描之一：遂宁强力扩大战略优势

遂宁与成都、重庆等距150公里，地处成渝两个特大城市的最佳辐射点。在成渝经济区四川部分“一极一轴一区块”的规划中，遂宁是唯一一个既进入成都都市圈增长极，又进入成渝通道发展轴，还纳入了环渝腹地经济区块的市州。在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下，“十一五”期间，遂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飞速跨越。     

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

最近以来 ,伴随着学术界对殖民支配时期人类研究动机的批判 (Fabian 1983;Asad 1973) ,田野工作本身和把田野工作成果转写成文献形式这两个过程的诸多层面都受到了更为缜密的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感知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困惑 ,论证阐述的困惑 ,研究者、合作者和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困惑 ,以及把给人添麻烦的调查写成有潜在敏感性题目的困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