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吃派饭的故事

革命战争年代始创、在20世纪盛行几十年的吃派饭制度,今已罕见。如今回想起来,它的好处颇多:不仅解决了下乡干部的吃饭问题,更是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干群关系、增长见识的好方式。我在山西农村累计吃了12年派饭,受益匪浅,记忆犹新,常常怀念那些热情为成千上万下乡公干的人操劳费心的饭东们。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忍饥挨饿却尽力让下乡干部吃饱,感人至深,让我终生难忘。派饭方法和饭东那时候,常驻村里整党整社的工作组、包队干部和临时来的公家人都要吃派饭,按当时规定,每人每天需交1.2(市)斤粮票、3角钱。公社…     

《喧哗与骚动》与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

威廉.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骚动》时深受当时的流行思潮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因此这部小说无论是在情节内容的设计中,还是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上都融入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元素。弄清这一点,有助于读者从人类心理角度对小说的主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好地领略这部帮助作者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的独特魅力,进而更好地解读作者及诠释同类作品。     

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     

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中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贷款违约及其与银行业之间的耦合作用等渠道影响银行部门风险.基于持有共同资产网络模型,考虑上述两种渠道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而言,房地产贷款违约造成的直接风险远小于降价抛售带来的间接风险.空间维度而言,5家大型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等是系统脆弱性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是系统重要性资产.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加权资产结构等是重要的风险因素,系统性风险错配指数可以刻画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通过耦合作用分析发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同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作用,两者风险的相互强化加剧了风险爆发程度.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爬探索,虽挫败连连,但却越挫越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的文学英译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有着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和意义。与霍克斯的译本相比,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并不是因为杨译本质量不佳,而是因为其采用的以忠实文本为圭臬的翻译策略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而现在则已经具备了接受这样翻译的国际语境;老舍将其小说《离婚》的英译者伊文·金告上法庭,并收回版权自行翻译,只因其译者在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时失去了底线,歪曲了中国文学;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提醒中国的英语学者,重视和讲求文本迻译策略的同时,还要强调译本的宣传推介等市场营销工作。及时总结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目标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计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有多少？短期内会新增多少出生人口？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等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分人群分要素回推预测方法,测算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会形成的目标人群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增出生人口.分析显示: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0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的占49.6％;在中方案下,2017 ～2021年将会累计新增出生人口1719.5万人,年度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在160 ～470万人.虽然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规模十分庞大,但其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却相对有限,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全面两孩政策累积生育势能的释放期.     

周易世界符号化和数字化的成就和不足

世界符号化和数字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中国古代比西方更早进行世界符号化数字化的探索,这就是易经及其后发展起来的象数易学。它对中国古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历法、音乐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6世纪以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开始落后于西方,从外在的原因来看是由于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寻找自然现象间的数学关系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内在的原因说来,是周易世界符号化数字化的理论存在一些不足:如重符号关系不重数量关系,其符号系统不利于表述思想和对实用性的过分追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