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三谏”胡耀邦

正吴江先生经历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参与了中共许多重要理论的形成,又有一段时间身处政治核心漩涡之中。他与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曾零距离接触,与胡乔木、周扬、邓力群等理论家切磋争鸣,还与陈伯达、康生等也甚为熟稔。特别是胡耀邦在总书记岗位上,吴江在不同时期的三次"直谏",且围绕"厚重"、"威重"、"慎重"三个主题词展开,令人印象深刻,沉思难已。     

文化研究:技术标准化研究的新视角

技术标准化是现代社会鲜明的特征之一.在既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技术标准呈现出"普遍"、"客观"或"公平"的面相,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图腾,一种科学理性的象征.本文针对既有研究进路的理论缺陷,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全新研究进路,并基于文化研究的理论特质,以RFID技术标准为例,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技术标准化研究的具体策略.     

迎接西部大开发 促进西安高技术产业发展

分析了西安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概况、优势及现存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为迎接西部大开发，促进西安市发展高技术产业应采取的重大措施及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构思了西安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机制模型     

新型通信专用交流电源的设计

一、概述本新型通信用净化式交流稳压电源是一种采用正弦能量分配技术,在市电电压或负载波动引起输出电压(Uo)变化时,通过采样电路,比较器及触发器控制双向可控硅Scr的导     

诸暨乾隆朝人口析疑

《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赋役志》载:诸暨“乾隆户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八,男女大小丁口共九十五万六千五百五十六。”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因为即使在人口众多的今天,诸暨县也只有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一人。也就是说,诸暨的人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比一九八二年还多四千人!为此,人们揣测:一、可能诸暨乾隆时的疆域比现在大,包括了其他县的人口;二、有这么多人口不可能,肯定是县志的误刊;三、康乾之际是盛世太平时期,诸暨这么多人是有可能的。笔者认为前两种说法带有很大的盲目猜测性:后一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未说到根本上。     

古都名媛 山高水长——读陈桥驿教授《暨阳随笔》之一

前些时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赴诸讲学,并实地考察了诸暨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秀丽的山水,古朴的史迹,敦厚的民风,使他流连忘返,感慨万千,继而赋诗撰文,抒情述怀。其中有首五言绝句     

荣格与保利:原子与原型的探索

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保利与著名心理分析学家荣格,曾有过一段特殊的学术合作与交往。荣格采用其心理分析的技术来与保利工作,在此帮助下保利走出个人的心理困境,发展了对无意识心理学的兴趣,并激发了他在原子物理学上的灵感。通过保利的梦,荣格阐释了无意识自发展开的过程、炼金术的象征意义以及原型意象的心理分析作用。两人合作完成了对于"共时性"的研究,启发了当今复杂性系统理论中对"涌现"的探索。     

汉语数词的程度义探析——以“十”“百”“千”“万”为例

程度的差别可以表现为数量的差别,程度的深浅、高低与数量的大小、多少有着天然的映射关系。典型的高量级程度往往是基于数量关系,由"多数、大量"转化而来。文章讨论了计数单位"十""百""千""万"由表示"多"虚化为表示"程度高"的情况,由于计数单位具有"多数、大量、满、齐全"的特点,往往在大多数语言中都能隐喻为"程度高";在汉语中,它们的虚化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可以分为两类:其中"十""百"由于计数单位的功能更为显著,由表示"多"先虚化为表示"总括",继而进一步虚化表示程度高;"千"属于另一种情况:由于"千"作为计数单位的功能在汉语中相对不太常用,而其"大量"义显著,因而"千"的高量级程度义有可能是直接由"大量"虚化而来的。"万"在语义上既具有"极大量"的语义特征,又能表示"总括",因而在虚化表示高量级程度时,可能兼具两种语法化路径。     

杨维桢籍贯考辨

杨维桢是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较有成就的文学家及书法家。对他的故里一向众说纷纭,既影响对他研究的深入,也恐怕是他生前所意料不到的。对杨维桢的籍贯只要探索考辩一番,其真相就不难弄明。他既不是山阴人,也不是会稽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诸暨人。     

古苍梧地望与珠江(岭南)文化源头探析

古苍梧究竟指哪里,它的历史演变如何?珠江(岭南)文化源头于何地和发源何时?对于这些问题长期有着不同看法和争论.文章对有关资料和最新研究去探究和分析,指出古苍梧乃珠江(岭南)文化的源头的独特观点.结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挖掘保护传统历史文化精神和当前我国泛珠江流域十一省区的“9+2”、“10+1”的进行构建,指出这种构建不仅是经济的构建,更是意义深远的文化构建,犹如两千多年前兴安灵渠的开通,一千多年前梅关驿道的开通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前对珠江(岭南)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且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