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沃尔泽与罗尔斯正义观的分歧

笔者以沃尔泽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论述为基本线索,阐述了他与罗尔斯在一系列问题上所持观点的区别,认为在对正义(权利)的不同理解背后,实际隐含着他们对共同体、善、平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假设。沃尔泽认同一种价值-意义共同体,而罗尔斯只承认政治共同体;沃尔泽不承认有一个统辖所有社会物品(善)的社会基本结构,认为各领域应该是自主独立的,并因之不承认罗尔斯所谓的“基本善”,进而否定罗尔斯整个理论追求——基本善的分配正义原则——的意义。沃尔泽提出了“复合平等”论,而罗尔斯主张一种发展基础的平等论。     

试析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观念.罗尔斯甚至认为,其整个正义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应用于所有基本善的差别原则.但差别原则并没能获得广泛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不连贯之处,它们构成了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具体地说,差别原则基于基本善是社会责任的判断,与个人责任伦理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是基于需要的分配原则,它与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基于权利的分配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在对"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的解释上,存在着博弈论解释和客观公正解释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思路.     

克沃尔对生态改良主义的批判

克沃尔是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援用马克思的资本-生产理论,对生态改良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绿色经济所提倡的经济措施,或是资本主义生态哲学所体现出的对自然的尊重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只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它们只能暂时缓和生态危机,它们的成果都将被再次投入到资本积累当中,直到危机不可避免.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克沃尔对生态改良主义的批判极富启发意义,但是他的理论过分强调公有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忽视了资本的积极意义,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我们认为,只有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建立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     

反历史决定论批判

反历史决定论批判李志江反历史决定论（或者非历史决定论、历史非决定论）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区别于古代和近代哲学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过去数千年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中，人们始终相信有一个东西在支配着自己的行为、事业和成就，不管这东西是玛那（ｍａｎａ）、命运、...     

试析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两个命题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波普尔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批评,特别是针对他反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即“历史无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但是,学界对波普尔理论中两个关键命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分析。这两个命题就是,(1)科学知识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人类历史的无规律性和不可预测性;(2)渐进的社会工程是唯一值得尝试的社会进步的方法。我认为,这两个命题,前者是波普尔整个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石,后者是其理论的一个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结论,因此,它们是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不对这两个命题进行认真分析、检视就既不能有效地驳倒波普尔,也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淮海经济区人口城市化区划研究

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运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功能分析淮海经济区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要素、社会发展要素相关显著,与投资要素、基础设施环境要素相关不显著;运用G IS技术,对淮海经济区人口城市化的区域划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大部分市县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区内无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地区,并存在较明显的"五区"空间格局,即东部区、南部区、西部区、北部区和中部区。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高科技精神与新人文精神的融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两种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都不可缺少。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互补、互渗、互动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也应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高科技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和发展,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集中体现了新人文精神。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大力推进高科技精神与新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     

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到“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全球气候合作的理念转换

全球气候合作自开始以来一直被斗争思维、博弈思维所主导,利益之争、话语之争先于气候合作,成为思维定势和策略。“和”思维取代“争”思维是全球气候合作顺利进行的必须。在“和”思维的主导下,全球气候合作的伦理基础必须更加强调“共同责任”而非“区别责任”。“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将取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为全球气候合作更具说服力的重要原则。     

义务·建构·理性--罗尔斯与康德政治伦理观之比较

罗尔斯深受康德的影响,他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正义的一个"康德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对来自康德的许多概念、方法和思想进行了限制或新的解释.这导致他的理论既有一副与康德相似的面孔,又有许多内在的差别.他们都主张义务论,但康德主张理性义务论,罗尔斯主张契约义务论;他们都使用建构主义方法,但康德建构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罗尔斯建构的是政治正义原则;两个人都有"理性"设准,但康德认合理性为一元的,罗尔斯认合理性为多元的.     

走出后现代知识观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表象,真理不是符合,知识是没有等级和中心的聚合体;思想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开发歧见、维护竞争和对话。这样,它就在批评现代知识论的同时,完全否弃了知识和真理。后现代知识观中包含着许多自身难以回答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同当代发展着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知识观结合起来,是走出后现代知识观困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