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

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来居留地点的选择受到父辈的影响.文章基于反事实框架,发现父代流迁经历与子代居留意愿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父代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流迁经历除了具有直接的影响,还将通过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子代的居留意愿.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母亲的流迁经历会产生直接影响,父亲流迁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人们做出居留决策时,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受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父代的流迁行为将对子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有助于未来子代实现“留城”行为.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长白山生育文化的多元性研究

长白山地区在历史上是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交汇的地区,各种文化互相影响、交汇,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生育文化。在这种生育文化的影响下,长白山地区一直稳定于低生育水平上,少数民族的人口发展也成为全国典范。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流动人口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

文章在家庭"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模型,对家庭的迁居决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通过对迁居的货币价值进行精确衡量,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迁居行为。在家庭实际迁居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家庭的抚养、赡养等功能,家庭的迁居策略可能并非最优化的经济决策。流动家庭会将部分社会成本进行内部消化,以减少流动行为对传统家庭功能的削弱。     

我国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发展

北京市自20世纪50年代起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人口调控政策,并从90年代中期以来,以外来人口作为人口调控措施的主要管控对象。对北京市不同时期的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系统地梳理,认为人口调控政策可以分为严格控制期、调整控制期、多策并举期和管理与服务并行期四个阶段。且在不同时期的调控目标、手段等依据国家政策变动、城市功能定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特点而转变。从人口调控政策变迁的历程来看,北京市的人口调控逐步从早期的行政性限制措施转变为人口服务与管理并举的服务性思路,调控手段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一致,且日益多元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     

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城市创业的影响北大核心

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宗族文化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宗族文化不仅在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还在流入地持续影响着流动人口的行为决策。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7)数据,使用Probit模型考察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出地宗族文化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创业概率,其通过形成家乡社会网络和构建社会信任模式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促进流动人口选择生存型创业,但是会损害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效果,城市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宗族文化的作用。应利用家乡网络社会组织平台,构建超越宗族内部信任的一般信任文化,积极探索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和正式制度优势互补的作用机制,帮助流动人口进城创业并实现创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