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明清北京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

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特殊的历史产物。明清时期，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各地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这一时期北京广东会馆的数量约有４５所，绝大部分是由广州府和潮州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所建立。沿海县及其会馆分别占广东在北京建立会馆府州县总数的７６％和广东会馆总数的８０％以上。众所周知，广东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人经商极为活跃。这就使北京的广东会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商业迹象，集客馆、试馆与商馆于一身     

清代澳门中葡司法冲突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最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清代中葡政府在澳门司法管辖权上的冲突,既是国家主权之争,也是不同法律文化的交锋。正是通过澳门,中国司法启动了与国际接轨的历程。     

警察与家庭暴力防治——中国大陆与台湾之比较

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地通过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在立法模式上,台湾采用的是专门立法模式,大陆则无专门法规.在基本态度上,台湾要求警察主动防治,大陆则属于被动应急.在职责明确程度上,台湾对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职责有细致而详明的规定,大陆的规定则比较原则和简单.     

清代广东的人口增长与流迁

清代,是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就广东而言,人口数量在清初增长较慢,乾隆中期以后陡然上升,超过了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清初耕地面积的消长,基本上与人口变动趋势成正比例。但乾隆中期以后,耕地面积只是缓慢地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不断加剧,广东的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人口流迁问题日益突出。一、人口激增与流民出现在清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广东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8世纪以后,政局比较稳定,清政权也采取一些安抚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     

近代中国女学与日本

本文主要从日本对中国官方女学思想的启蒙、日本教习对中国女学的扶植以及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男女平等观念的促成诸方面 ,探讨日本对近代中国女学的影响。文章认为 ,日本以中西间桥梁的角色 ,直接影响着中国女子教育的创立和发展 ,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     

晚清商人法律意识初探

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制建设密切相关.晚清商人法律意识增强,迫切要求制订和完善法律法规,主动争取商法制订权和司法权,监督法规的具体实施,加速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     

清代外国科技人员管理法令探析

为适应中西科技交流的需要,清政府不断制定政策,加强对来华科技人员的管理,在科技人员的选送程序、通信审查、身份认证、活动范围以及服务年限等方面均作出严格规定。因管理过于严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科技人员作用的发挥,影响了中外科技交流的成效。     

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

清代台湾与四川均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 ,但由于政府对两地移民政策的不同 ,导致两地移民社会发展形态呈现一定差异。在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中的闽粤家族发展即是例证。台湾家族发展较慢 ,基本上以先地缘后家族模式发展。四川家族发展颇快 ,基本上是地缘与家族组织同步发展。但互利性的合同式家族是两地移民家族发展的共同特征 ,移民社会的家族发展与故土均发生过密切联系。     

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法律观念比较

鸦片战争时期 ,中西方对于主权、国际关系、民商法律以及刑罚等问题的认识存在重大差异。中方的法律观念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 ,力图将西方社会纳入传统朝贡体系。西方国家虽然已经确立平等主权观念 ,但认为主权属地原则只适用于同等文明之间 ,作为弱势文明的中国应该服从于西方法律。两种均以优越自居的法律观念相遇 ,冲突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