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宋儒仁学建构的激励者———契嵩批评韩愈仁学的三重进路

以仁义界定道德,既是韩愈《原道》中的主旨,又是其仁学的核心要点和批评佛老的理论尝试。契嵩对此十分关注并着重进行了批评,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仁义观。在本质上,契嵩认为仁义并非人性先天所本有的,而是后天教育的产物,是“情之善者”。在实施的条件上,契嵩借鉴了《中庸》“中庸”“诚明”两个重要概念并以之作为仁义实施的重要条件。在地位上,契嵩认为仁义本有的地位是先道德后仁义,而不是相反。从思想史上看,契嵩在批评韩愈仁义观的基础上所建构的仁学思想,从正反面两个方面影响了宋代新儒家仁学的理论形成。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改革初探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普遍存在着考试形式单一,考试内容不尽合理,成绩评价方式不科学等缺陷,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的改革对策与措施:可以采用"4+1"考试及评价模式,也可以使用民主评议方法,还可以大力推广免考激励机制,进行科学、合理选择考试模式和设计考试内容.研究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的改革,可以充分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也有助于加快解决教学目的与教学效果之间的矛盾.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扬雄教育思想发微

扬雄,西汉大儒,一生著作颇丰。扬雄以儒家正统传说为思想归向,强调自己以孔子为师,“治己以仲尼”,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孔子是不可超越的,相反,他主张学习是无止境的,儒家学说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正是由此,扬雄对孔门十哲的评价是贬大于褒,把他们湮没不闻的原因归结为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     

语默不二：《维摩诘经》对言说悖论的诠释

语言与形而上者的关系是《维摩诘经》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维摩诘认为,面对像“法相”之类的“不可说”者,不能采用常规的言说,只可采用巧说,包括“当如法说”、以“玄言”说、以“示”说、以“无言”说。“当如法说” 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法”自身的展开;以“玄言”说,不仅打破了现象和本体之间的界限而使本体和现象合二为一,而且能够把思辨和想象能力空前地调动起来进而摆脱思维困境;以“示”说不同于间接陈述,在“示”说中听者不需要反思和想象,而是可以直接面对事情本身。沉默是无言,但不完全等同于无言,因为沉默可分为两种：想说而不能说、可说而不说。维摩诘的沉默属于第二种,然而他在沉默中悟到并且说出了“不可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