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修辞最常用的是比喻，这是因为比喻的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能很好地说服民众接受公有制的思想，改变顽固保守的宗法伦理观念。这样，就使比喻修辞紧紧围绕在“合作化”之道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具体表现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     

论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审美表征

网络诗歌的民间比现实社会受逻辑规则限制的民间更为开放和自由,这种虚拟的空间由于具有网络无远弗届的匿名性而呈现出狂欢化的审美表征。它采取的诙谐的文化态度和审美形式,体现出民间反抗中心和权威的智慧,其于文本中呈现出的形同质异的讽刺性模拟、语境错位的黑色幽默、暗寓解构的嘲讽笑谑,成为网络民间最典型的审美表征。但网络诗歌的民间具有的极端自由的色彩和藏污纳垢性,导致诗歌的审美表征从审美到审丑的偏执发展,由此引起的网络诗歌的热点和争议确实很引人深思。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论网络机器诗的审美特征

机器创作的诗歌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的自由体诗,都呈现为缺失情感浸润和语义逻辑线索的碎片化的审美表征。不管从一个句子内部词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还是从句子之间的语义逻辑以及上下文的语境来看,机器诗的语句之间的跳跃性都完全超出了内在的情感意蕴的逻辑线索,成为互不相关的句子随意拼贴构成的大杂烩。由此可见,机器诗从诗歌的本体特征到审美蕴涵完全代替人工诗歌的论调可以休矣。     

论莫言八九十年代小说语句的极限式实验色彩

纵观莫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总是在语句的链条上打破以语言的线条为基础的逻辑关系,将历时态的词汇转化成共时态的线性排列组合方式,挑战语句成分的完整性和有机性.一方面,采取纵向的隐喻性词汇和横向的转喻性词汇交相叠加的极端方式,造成语句繁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莫言也有意采取不加标点符号的长句子来试验语句的长度、韧性和力度,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手法,故意运用没有停顿标志的几百字的长句子形成流水一样的审美效果.     

曹文轩儿童文学的悲悯情怀探寻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因作者独特的创作观念、创作追求和创作心态的关系而蕴含着浓郁的悲悯意识。“我就是中学生”的创作观念产生了对人性弱点的感同身受的平视视角,对儿童遭受苦难的感受和体悟的深切程度也正是曹文轩儿童文学中悲悯意识和博大情怀的试金石,具有关爱和同情别人的悲悯意识才是救赎在精神的荒漠中疲惫旅行的新新人类的最佳药方。     

反观与评判——对九十年代以来教材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沪上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的启发和引导之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呈现出以＂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为标准的人本型文学史的建构时期,自觉地疏离于单线进化和进步的政治型文学史的写作理念,采用复线性和网络性的复合文学史的思维模式,     

遮蔽与记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民间话语内涵剖析

1950～1970年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有着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趋势。对文坛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进行异质性的、类似抽屉写作的创新,能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显示出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其实,自由自在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孕育的民间话语,正是潜在写作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质素,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内涵,成为慰藉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驿站。     

族群意识对叙事伦理的制约——以满族文学大师老舍的小说创作为例

对于老舍小说创作的叙事伦理,无论是国家伦理、民间伦理还是个体伦理,都可以在满族意识的文化和心理的影响中找到解开问题症结的钥匙。具体表现在:满族意识的压抑性反弹造成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叙事伦理,满族意识的平民化审视形成了"头朝下"的民间叙事伦理,满族意识的创伤性记忆凸显出关注命运的个体叙事伦理。     

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