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外向化＂和＂内向化＂两大趋势。前者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复兴,后者表现为道德形上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和梳理康德的道德哲学,通过分析康德伦理学的＂意志＂、＂理性＂和＂自由＂等关键概念,反思康德伦理学三大公设的道德心理学意义,并在道德心理层面重新考察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关系,从而初步勾勒出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关节之处。     

自由、权利与美德——桑德尔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政治哲学谱系中公民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作为共享自治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美德"等。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与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绽放"和实现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因而它对自由、权利与美德的理解赋予了更自觉的道德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表现出更明确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公民共和主义依然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中而产生的相关价值难题与可行性局限。     

谢榛：复古在承前启后之间

在明代中期以“格调”为核心的诗歌复古思潮中,谢榛扬弃地继承了前人诗论。在回归古典的具体途径上,谢榛强调“兴”对于诗歌的积极作用,提供了以“悟”为核心的诗歌借鉴理论和创作主张,力图超越古典,开启后世,从而逗露出明代文坛审美风尚转型的契机。如果我们能将之放在整个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历史中,则能更加清楚谢榛诗论的意义所在。     

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处方及其问题

生态政治学旨在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建设“地区共同体”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方案。笔者通过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评析表明，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全球生态困境问题。因为全球生态问题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学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几种人性假设的哲学反思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那些纯粹的人性形上学,而是一些具体学科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它们主要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和“文化人”这五种人性假设。这五种人性假设在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的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片面性和边缘性以及实践中的误导性与偏差性,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