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后果

现代性可以分为两种理解,即“广义的现代性”和“狭义的现代性”,前者内含着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的理想之维,使之更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者因放弃了与传统、未来的相互关联而受到合法性置疑。理性主义是狭义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由传统的超验的理性蜕变为现代的工具理性,进而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态危机则直接导源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之维。     

现代性与审美自觉

“现代性”是一个模糊、多义的范畴,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审美自觉是现代性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与现代性启蒙思潮的“理性崇拜”不同,审美自觉将“现代性”推进到了一个“感性解放”的阶段。现代唯美主义所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推进了现代性视域中对于人类自由和艺术自由的理解。以“感性解放”为特征的“感性学”的建立是一种美学自觉,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旗帜的现代主义则是一种艺术自觉。     

论制度建构的人性维度

制度是人类理性建构的综合体。人类理性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价值理性,并与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相统一。人的需要是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弘扬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应当把人的生存与生活作为支撑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即以人的现实生存状况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以合乎人性的人类生活方式与人的生命的积极实现为制度的落脚点或归宿。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伪抵抗：现代性视域下的青年怀旧行为批判——对豆瓣小组“假装活在1980—2000年”的田野考察

现代性与现代性危机都是必须要面对的：消费主义盛行、价值理性失落、个体无意义感不断滋生，青年主体在“假装活在1980—2000年”等类似的豆瓣小组和虚拟空间中恣意地怀旧，但这种行为和价值观的本质是抵抗吗？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虚拟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线上田野调查，在对个体言论和社群整体予以深入考察后指出：青年主体呈现出对时空压缩的回避、对工具理性的反抗等反现代性特征，更倾向于是一种本能防御而非有意抗争，他们逃离现实而实际上又深陷于现实，这使得现代性危机无处不在。青年人的“无力感”可以理解，但一味用“怀旧”替代“求新”的价值取向值得警惕。     

理性启蒙与现代性道德的重建——后形而上学视域下道德的“第三条道路”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康德这里的假设十分清楚，那就是理性乃是人先天具有但却被蒙昧与懒惰遮蔽的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过语言学洗礼的现代性社会已然步入后形而上学语境，在此时代背景下，理性诉诸整体性诉求的人之能力观念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合理性论证，理性的宏大叙事再也无力肩负起为“良善生活”进行奠基的使命，圣者与智者的道德生活也因而失却其典范意义。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代表经验道德的渐盛与理性道德的式微。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理性依然可以凭借其超越能力为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性答案。只是，理性在这里再也不是那种自我设定以及规定他者的超验能力，如此一来，道德也就在改铸之后的理性概念之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从而在共识意义获得一个基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结构。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现代性的理性特征及其技术理性探源

现代性作为时代属性和特征的总体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蕴涵。在现代经济、文化形式和政治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与传统时代性和传统社会的差异性。以哲学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相对传统社会及其时代性而言,现代性不仅更加凸显出了其技术理性的僭妄,而且在现代的各种理性形式中都在深层次上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现代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化、标准化;现代文化理性的消费、娱乐、时尚化;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自由秩序化等,都内在着深刻的技术理性根源。     

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特性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主要关注其断裂、理性化和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们影响了西方现代审美思想和现代美学流派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反叛西方审美传统、反对工具理性和反思西方审美局限的特征.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西方文学理性传统与人道精神读解

西方文学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 ,贯穿其中的理性传统与人道精神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动力 ,对建构主体性、现代性人格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在技术理性盛行、平面化感官化的后现代生存语境中 ,更需要重建价值理性 ,培养高尚的精神追求。     

后现代语境下的阿多诺的现代性哲学

阿多诺认为现代性的困境主要源于启蒙理性对自然和人性的工具性控制,以及同一性思维对偶然的、特殊的东西的压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对概念思维的不适当性的不断自我反思,来抵制内在于一切概念思维中的同一化的强制力;而他对艺术现代性的探讨,则是寻求新的非压制性的思维和认知模式的尝试。他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后现代论者的共鸣,而他对新的理性和认知模型的寻求,又有助于我们避免后现代论者某些理论上的失误。因此,他是现代性的批判者,但不是后现代论者。     

康德“自主性”概念及其超越

在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中,标志性的概念"理性"已经被人们解构,但是另一概念"成熟"及其相关的词汇"自主性"则被学人忽略。自主性在康德的视野中是摆脱监护和控制状态实现启蒙的重要预设。福柯不满意康德的普遍理性概念,从而引进历史本体论来批判理性及其公开运用的可能性.在对理性进行拆解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主性的背谬。自主性在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皆有体现的语境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

从现代性的主体到后现代性的主体,从审美主义的主体到消费社会的消费美学的主体,主体的命运俨然一曲死亡与复活的变奏曲。福柯反对现代性的主体概念,宣告了“主体之死”,但他晚期的生存美学则关注人如何将自己构成为主体,借助审美的创造性、灵活性、叛逆性等特质寻求主体性的可能,丰富了主体性的内涵。因其针对现代性理性、知识、道德主体而倡导感性、身体等,福柯的审美主体常常被比附为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主体、身体主体。但是,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失去了对消费权力系统的抵制而成为驯顺的消费符号,按照福柯的思想只能说是主体的再度死亡。主体的再度复活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福柯的审美主体不失为对主体的客体化命运实行疗救的一种参照。     

启蒙、自我、理性:思入现代性问题的通路

现代性问题是现代社会的理论缩影和主导话语,诸多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从各自的视角给予普遍关注,结论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对现代性问题的前提进行反思。现代性的方法论之思表明必须超越狭隘的"视角主义"走向"视域共现";与之相关的是,现代性的多重论域之思表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领域共现";作为哲学言说主题的现代性之思,旨在开显思入现代性问题的通路:启蒙——现代性的品格;自我——现代性的灵魂;理性——现代性的生命。可以说,启蒙、自我与理性共同勾勒和描绘出了现代性问题的全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