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金齿诸蛮及扑子蛮、望蛮、三濮的变迁与发展

唐宋时期是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的重要发展阶段。有唐一代,金齿诸蛮各民族与扑子蛮、望蛮、三濮分别从汉晋时期的鸠僚、闽濮中渐次分化发展出来而见于史载。学界对其族属源流尚有不同观点且对其变迁与发展研究不够。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金齿诸蛮主要经历了"同源-异流-同源"的发展历程,是今天傣族的先民;扑子蛮、望蛮、三濮则主要经过了"同源-异流-异流"的发展历程,是今天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其变迁与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名称的变化,更是其经济、文化、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反映,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动进程。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居地相连、关系密切,由于其分布的特殊地理区位而成为唐宋时期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的西南门户,并为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南诏国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

通过考古材料及文献分析,认为古氐羌始居于中国西北,源于属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相继发展的齐家文化的"西戎"民族集团,并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南下、西进、再南下,到达了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源头.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昆明族与滇国关系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昆明族是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原居甘青高原的南迁氐羌系民族,汉晋时期较为强大.由于各种原因,昆明族在迁居洱海地区后又不断东迁,与滇国发生了极为密切之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其时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主要是以战争为主的一种政治关系,在战争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昆明族与滇国各族的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融合与发展;同时为昆明族的发展和壮大夯实了基础.     

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

从先秦以来不断南迁的西北氐羌系统民族,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发展,历经了同源异流即民族分化、异源同流即民族融合的发展途径,最终形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各民族及语支存在争议的白族和土家族的直接先民。     

旅游人类学视阈下丽江纳西族档案价值探究

档案是一种遗产。纳西族文化档案化与纳西族档案在丽江旅游中的价值既是民族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旅游人类学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论文基于民族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在结合旅游人类学中景观符号、遗产怀旧、宗教朝圣、艺术审美、文化变迁、舞台真实、博物馆旅游等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得出了纳西族档案在旅游中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符号价值、怀旧价值、宗教价值和美学价值。明确旅游人类学视阈下纳西族档案价值之所在,一方面可以拓展民族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创新研究视阈,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在大旅游背景下对纳西族档案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撑,而这也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昆明族源流考释

昆明族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大的一个民族,到唐时发展为乌蛮,是我国彝族的先民之一。本文从昆明族源流切入,以现代考古学材料及其文化为据,并结合有关史料,论证了昆明族应源于西北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系民族,南北朝后成为乌蛮的一部分;同时还从昆明族、乌蛮的分布地望与现代彝族的分布地区比较,认为绝大多数的昆明族最终都发展为现代彝语支民族。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贡献

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性质、对象和内容,对中国各民族从古代和现代进行了两重分类,提出了"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汉民族民族成分多元论"等学术观点,并将这些学术观点融入他对各民族的具体研究中,丰富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