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为例

在"弱市场、弱社会"和"强政府"的初始条件下,能否实现治理,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改革初步显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协作趋势,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的方向.这证明在并不理想的起始点上,依旧存在实现治理的可能.但目前改革还尚未深入,改革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工具的运用和发展还极不平衡.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可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独特的场域.     

社会资本: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

按照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的看法,社会资本应包含信任、规范和网络,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但是,消极的、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也往往存在于各种社群中.这就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一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应有共同的指称,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明确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质,是社会资本概念成为对各种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的可靠起点.     

邓小平与哈贝马斯:两种“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提出者

邓小平与哈贝马斯：两种“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提出者王诗宗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随着科技作用的不断扩大而深入人心。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人，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科学技术的思想．对于我国的改革与...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浙江省宁波市的案例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使得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催生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公众日渐提高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和供给的局限成了一对主要矛盾。如何提供普遍的优质公共服务,摆在了各级政府面前。尤其是地方政府,一方面承担主要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又受到财政和政策的局限,使得它们不得不探索全新的政策工具来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在西方国家,社会参与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然而它的适用性在中国尚存有疑虑。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的合作模式,讨论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本案例表明,尽管存在威权主义的倾向,但在公共服务任务的倒逼之下,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可以主动培育社会力量,让自身获得新的政策工具,进而使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决策、执行和改进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而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大或许是这些组织"在参与中成长"的重要机遇。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自然科学中“实在”概念的变迁与黑格尔逻辑学

迄今为止，许多哲学家或科学家对于“实在”的理解是深受康德传统方法影响的。用这一传统方法看待“实在”，其特点就是在“实在”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首鼠两端：其“客观性”出于人们对科学特定对象的存在信念；其“主观性”则又被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以及当代物理学...     

政府治理志愿失灵的局限性分析——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多案例研究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活动中,社会组织一向被学界视为匡正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重要部门;而另一方面,潜在的志愿失灵的困境也需要政府的匡正。实地调研发现,政府在解决志愿失灵问题时也存在自身“失灵”的现象。具体而言,政府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组织资金短缺、服务内容及对象偏差、服务供给决策中的家长制作风等问题,难以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而社会组织面临来自政府支配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和主要精力用于应对政府或第三方评估。因此,简单地认为政府可以匡正志愿失灵的观点或许是一种想象：政府在治理志愿失灵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帮助社会组织实现应然的社会目标。因此,除期待社会组织的成熟和自治能力外,进一步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应是良性有效的政社合作的必要前提。     

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革命

科技革命通过影响公共管理的实践场域与技术能力，而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互相表征。以往，科技革命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呈现弱连接状态。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单元，推动数字革命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变革之间建立强连接。一方面，数据驱动的新模式系统地改变了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重新定义公共管理需要回应的治理难题。另一方面，数据贯通了公共管理的实践场域、治理工具和分析方法，凸显基于数据和算法的研究工作流模式在公共治理工具选取和公共管理知识增长中的优先地位。数据驱动的新模式挑战了理论驱动在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基础假设在公共管理新研究范式中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公共管理研究者仍然需要通过确立数据和算法治理的基础规则，确保数据和算法驱动的实践合法性和研究可行性。数据及其治理构成了科技革命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双向塑造的强连接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