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从"缺乏自主"到"合作治理"——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繁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其中温州商会作为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经济领域的社会组织,在推动温商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分析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演化所经历的阶段,可以探索温州商会今后的发展之路.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与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定位与调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均衡逐渐改变,功利本位形塑冲突结构与高风险社会的形成,社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累加以及西方民主模式的现实挑战,决定了追求和谐是当代中国必然的现实选择.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和我国社会独有的内在特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以冲突为基点的政治与行政模式,而以合作为基点的合作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在合作主义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如下调整与改造:行政过程要始终贯穿政治的思维与实践;促成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以显规则治理替代潜规则治理;推动"强政府-大市场-有序社会"组合的构建过程.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     

新合作主义的利益协调机制探析——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观察

新合作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利益协调,主张将有组织的社会利益团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制度化,并为社会组织提供合法的地位。新合作主义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种稳定、整合的协作关系,社会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决策发挥着非常有效的协助功能。新合作主义是国家与社会实现双赢的一种理论架构,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新合作主义对提高政府决策效率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概念,从政治权力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探讨合法性的渊源,并以丹尼斯.郎的权力理论为核心,探讨政治权力的形式、属性、各种形式间的转化十分必要。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商会是一个互益型民间组织,但在动荡岁月中动员上海工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筹募急赈各省水旱灾民,"九·一八"后筹募救济东北难民,救助遭受天灾战乱的本埠贫民难民,发挥了重要的慈善救济公益性作用.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体现了它在兼顾社会责任和会员利益、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权力权利的制衡和互动中的相机选择,反映了商会与政府、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在特定时期的相互关系.     

宪政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

权力具有腐蚀性,权力滥用侵害公民权利、危及社会稳定。基于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原则,中西方宪政实践均创设了以权利约束权力、以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宪政制度,对维护权利、促进权力的有效行使产生了积极作用;当代中国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应当以健全公民权利体系、合理分配权力和强化权力监督为根本。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路径探析--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风险度加大,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温州市率先改革,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通过分析温州市的合作治理实践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应该做到：1.重塑理念,以服务合作精神引领合作治理;2.健全法制,为合作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坚实保障;3.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4.加强帮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数量和种类逐年递增。近些年来,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政治民主化;培育公民社会;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法治的社会生成——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型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     

“合作主义”语境下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双赢战略

"合作主义"提倡的是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政府与中介组织的互动性发展便是对这一"主义"的践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社会组织的兴起等等,都为"合作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契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应积极寻求实现政府与中介组织双赢的路径———树立合作理念、构建合作模式、培育合作环境等,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劲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