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作为审美经验的兴起与式微

"缘情"不仅是关乎诗歌性质的概念或定义,而且还代表了古人鲜活的审美经验。缘情作为审美经验,在反拨与改造言志传统中萌生,两汉的诗歌创作实践体现出从言志向缘情转折的迹象,《古诗十九首》奠定了"感物缘情"的审美经验模型。曹魏至西晋太康的诗歌承续十九首的传统,将"感物缘情"审美经验固定化。玄学启引的崇情思潮推动缘情审美经验发展,催生了诗文理论的缘情说;但玄言诗的兴盛动摇了缘情美学赖以存在的根基,缘情审美经验走向式微。其后有关"缘情"的阐说往往在解释学意义上创新,却不能主导诗歌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技术走向。在中国美学史上,缘情美学尽管地位重要,但仍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限度。     

《古诗十九首》非乐府论

《古诗十九首》并非为入乐而作、用于表演和传唱的乐府歌辞,而是文人经过深思熟虑创作的五言徒诗。它的创作原则重义不重声,依赖自身的结撰技术生成文本,不为合乐的目的服务。它的组织风格以精密、集中、浑融见长,不符合乐府所要求的繁音促节、回环往复之美,不适合协律入乐。与乐府表演性、公共性的传播特点不同,《十九首》戏剧性弱化并转向个人化的抒情,不适合在公共场合传唱。与乐府外在形式的音乐性不同,《十九首》以其技术手段和组织功夫获得了内在的抒情节奏,并结合用韵和对偶从另一个方向弥补与强化诗歌的音乐性。     

浅析川合康三、宇文所安中唐文学研究的共见——以对“盛中之变”的认识为中心

在对中唐相对于盛唐文学之变化的地位、原因以及表现的分析上，日本京都大学的川合康三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存在着具体态度和观点上的共鸣：强调中唐文学相对于社会事实和盛唐文学的独立性以及其开启宋代文学的转折地位，把中唐文学发生变化的原因解释为中唐文人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学内部创新的结果；川合康三把文学从盛唐到中唐的迈进过程总结为从集团到个人的转型，宇文所安也提出，中唐文学新变的特质表现为突破规范的公共性叙述而进入到以个人面目出现的关注私性价值的描写，并对其作出独到的解释；他们都把“盛中之变”的重心落在文学的创作主体上，对中唐文人精神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形象的描述，以此来切入对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和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     

论玄言诗的诗体革命

玄言诗在中古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个诗类,它是玄学时代诗人们援玄理入诗,各传统诗类被逐步玄学化的结果,具有反缘情、抑比兴和尚自然三大诗学特点。玄言诗创作最初的冲动来自时代危局之下诗人们欲以理思消释、放逐情感的要求,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理"的体悟。悟理渐次胜过缘情,景与情的架构为景与理的架构所取代,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比兴模式遭冷落。"玄对山水"的态度使自然获得了独立之品格,佛教观法的渗入也进一步引导景与理的架构获得直观之品格。赏爱自然的传统于是开启,描写技巧随之大获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中古诗歌从缘情到山水、田园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成为诗体革新的关键环节。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