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受命而帝”吗?——析《高祖本纪》的神异描写

《史纪》(主要是《高祖本纪》)中写了有关刘邦种种神异的传说,似乎给刘邦抹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史纪》作者是有意把刘邦描写成不同凡俗的超人——一个“受命于天”的帝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史纪》把刘邦“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其它一些著作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也大都持这一类的观点。这种看法,不仅有悖于《史纪》“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不符合有关记载的实际情况。下面拟对有关的一些荒诞传说作一些具体剖析。《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厌之。高祖即     

扬马辞赋讽谏论

辞赋是存在讽谏的,但又不是直言谏诤,而是在铺排渲染中寓讽谏之意,比较委婉含蓄,这是辞赋讽谏的特殊性。司马相如以辞赋讽谏汉武帝,扬雄以辞赋讽谏汉成帝,结果都失败了。辞赋讽谏失败的原因,不在辞赋本身,而在于“讽非其人”。因此,辞赋“劝百风一”之说,应予推倒。     

《史记》标题新论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标题，情况极为复杂。前入对此多有论说而未能使人疑惑尽释。本文试图对《史记》标题作较为系统的论析。一、《史记》标题类例《史记》标题，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曰约记其数。本纪称五帝，世家称五宗、三王，表称三代、十二诸侯、六国是也。二曰别其朝代。夏、殷、周、秦诸本纪是也。三曰明其国别。管蔡、陈杞、晋、楚、郑、赵、魏、韩、荆燕、淮南衡山、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是也。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卫康叔、宋徽子、越王句践、楚元王、齐悼惠王、梁孝王、吴王濞等，国名后或加…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

《史记·六国年表序》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 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 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 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 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这段话,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秦统一天下后,烧尽了各诸侯国的史书。因此,很有辨正之必要。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史记》三家注称引诸子考校

司马迁作<史记>,自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三家注也常常称引诸子解释<史记>.诸子的相关内容对于<史记>注释的校勘、标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近日将三家注称引诸子之文检校一过,选出其中部分条目,略加辨析考证,依<史记>顺序编列,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史记>引文据中华书局1975年3月第7次印刷本,诸子所据版本随文注明,以便检核.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史记》体例与褒贬

《史记》一百三十篇,共分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均为人物传记。但这三种体例之间的区分界限是什么?太史公依据什么标准,分别对人物加以编排?譬如说,秦、秦始皇、吕太后为什么立本纪?孔子、陈涉、外戚为什么入世家?吴王濞、淮南、衡山王为什么编列传?等等,历来聚讼纷纭。或认为《史记》为体不纯,自坏家门;或认为作者在体例安排上自存褒贬,寓意深刻。两种意见,实际上都是对《史记》体例的否定。我们认为,《史记》体例的安排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其中对人物固然有褒有贬,但与体例编排无关,列于本     

《史记》校点笔谈——《史记》三家注称引诸子考校

编者按：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史记》。此书由顾颉刚先生亲自主持整理,选用经张文虎校订刊刻的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校改了一些文字讹误。就总体而言,校点本体例科学、内容完整、校勘精审、标点正确,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成就,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非常复杂,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加之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标点、校勘诸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深深感到,要做好此项工作,必需要集思广益。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即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期望能对《史记》校点的相关问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