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

加强海军的军备建设是晚清"自强"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李鸿章是建设晚清海军的实际组织者,他直接参与了晚清海军军备建设的全过程。本文试求从战舰购置与自造、海上火器的制造及引入、海军练兵三个方面探讨李鸿章为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所作出的开拓性努力。     

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几点联想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当事人笔下的历史书写——对湖北辛亥志士有关首义史著的梳理与评论

辛亥革命过去以后,多位参与武昌首义的革命者陆续就自己的亲历和见闻撰成史书.当事人写史,虽难免受制于主客观原因而只能视为个人记忆,但材料鲜活,感受真切则是其长.特别是作者们明确秉持的存资料,成信史,诛伐奸邪并总结经验教训;表彰先烈先进,肯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希望来者"深警奋发有为"以努力完成未竟之业的宗旨,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

严复译英人甄克思《政治史》,划分人类社会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三种主要形式。严复称,中国社会自秦迄清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并借原著着重指出,“宗法社会”有“组织个体以血缘种族而不以居地”、“排外而锄非种”、“统于所尊”、“不为物竞”四大缺陷,尤其批评当时的民主革命派宣传的民族主义为不脱宗法思想。对此,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曾在《民报》刊文批驳,认为《社会通诠》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合中国历史实际,并指出古今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有差别。这场论争的意义,除显示当时“排满”革命与“君主立宪”两派斗争的政治内容之外,在学术上更显示出引进西学如何“考迹异同”、相互参照,进而比较和评判的问题,也涉及宏观之学和微观之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位问题。     

也评胡林翼抚鄂

胡林翼在清王朝与太平军的激烈对垒中“抚鄂”7年。他具有战略眼光,注重治军选将,讲求战术,从而夺回武汉,经营湖北,作为进攻长江下游的基础。但由于传统官僚体制和士绅阶层的整体性腐败,胡氏治军、理财、用人行政无不困难重重,收效甚微,也曾遭到主张“惠商”、“恤民”、“慎重人命”的彭崧毓等人的暗中批评。     

位卑未敢忘忧国——读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九件

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九件,写于1869年春至1871年初秋之间。手札内容涉及陈兰彬在此期间的行止和思虑。前者包括其在直隶治河、赈灾、清理积案,而反对“练军”和兴办练、保甲。后者包括其对广东、云南问题的看法,对全国官员队伍杂乱、官场风气败坏的批评;尤其是对国际大局、中国危机的认识,及其尽快开发、经营台湾的主张。凡此说明,陈兰彬此时虽然官员卑微,但能不计个人荣利,兢兢业业,实心办事,其思虑和建议也切中肯綮。     

从“五四”谈到民主型政治文化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念和思潮,但本质乃是在传统政治体系崩溃前夕围绕着中国应重建何种政治体系的探索与争鸣,其主流则表现为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转变。     

停滞社会的重重危机--主要从林则徐奏稿中发现前近代湖北的社会问题

林则徐从1837年5月至1838年底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写下近20万字的奏稿.这些奏稿全是报忧不报喜,从中颇能发现进入近代前夕湖北社会的贫穷、停滞、百病丛生等等状况.     

民生公司企业群体文化精神初探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公司，在１０年间迅速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航运企业，这固然与卢作孚正确的经营决策、科学的管理手段有密切的关系，但最重要的还在于民生公司有自己独特的企业群体文化精神，这是民生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