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是魏末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以往学者皆将其视为忠于曹氏的政治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反抗,而没有注意到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人无论是在出身、经历、文化上皆有显著的不同,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曹魏中后期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与四征将军的体制及对抗吴国的军事需要有关,淮南问题的实质是曹魏政治中已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嬗代前清除异质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而淮南将帅本人的政治倾向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

司马孚是魏晋易代之际一位重要但容易被学者忽视的人物,《晋书》将其塑造成心怀前朝、不问世事的政治隐逸者,但事实上司马孚有大功于晋室,史书类型化的书写遮蔽了这一复杂而矛盾的形象。司马孚与陈泰在魏晋之际有着相似的地位与表现,这些例子都凸显出当家族与国家两者发生冲突时,士人群体面临的道德困境。魏末士人所处的时代,上承汉末清议风潮的余烈,下开士族社会注重家族利益的风气。正是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因此,家与国之间的纠结,公与私之间的颉颃,都在从魏臣到晋臣这一复杂转换的历史图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反观与省思：学术史研究在当下的意义

对于学术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脉络的讨论很多，这固然有世纪末心态的影响，但其本身也反映学界自身路向的一些变化。     

复旦大学博士生座谈"当代学术史研究"

编者按: 2006年4月7日,本刊主编余三定教授在上海邀请复旦大学部分人文社科博士生座谈"当代学术史研究".座谈会上,余三定首先介绍了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召开同一专题博士生座谈会的情况(见<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并说,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都是人们心中的学术圣地,所以非常荣幸能与复旦大学博士生座谈.     

从英雄时代到平民社会

英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字眼,张艺谋一部以《英雄》为名的影片曾赚取了大把的票子,时至今日,普通老百姓对于英雄不仅怀有一份景仰,更怀有一份期待。     

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五）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素以名家辈出、积淀丰厚著称。史料的限制与近代以降标的颇高的研究积累，使这一断代素有“题无剩意”之称，也对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构成了挑战。21世纪以来，在理论方法更新与新材料发现的助力下，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已有的进展与现存的瓶颈也驱使学者思考未来工作的方向。近年陈怀宇与魏斌等学者的笔谈已对扩充史料，突破断代、学科与国别划分以及反思近代以来形成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提出了思考，⁽(1))本文则以专题的形式对2020—2022年发表的研究论著择要加以梳理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