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林山水与桂林山水画

桂林山水,自古诗人墨客留连吟咏,历代传世的诗文数以千计。名家如唐之社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宋之黄庭坚、范成大、米元章,元明清以降,更是举不胜举,真可谓曲尽其趣。但是实地对这秀美的桂林山水作丹青留影的却可谓屈指可数,北宋米元章(米芾)曾画过《漓江图》),只见画迹传世,今尚可见有米芾自画像刻于还珠洞石壁上。历代山水画大师就没有象韩愈只凭耳闻能写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样的名句,而留下片纸寸素。即使中国绘画贵在“迁想妙得”,但是仍要根据一定的生活基础,才能产生意境任性挥写。     

冯梦龙研究的一个突破——王凌《畸人·情种·七品官》荐介

明代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搜集、整理、编写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作品,数百年来广泛流传,其生平却鲜为人知,其著作也未得到充分肯定。王凌同志有鉴于此,利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就是这方面成果的结晶。收入书中的17篇文章,从总体和各个侧面发掘并剖析了冯梦龙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在“探幽”的基础上提出了独见,填补了冯梦龙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很有学术价值。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基于C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行,是基层协商治理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主流的理性、制度与技术路径不能完全回答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情感式协商建立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生态基础之上,通过综合运用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关系、利益型混合关系及利益型关系,按照需求法则、信任法则、情面法则与公平法则展开协商,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是理解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密码。情感式协商并非否定制度化协商,它是将作为科学的制度化协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式协商有机结合,是推进基层协商治理走向善治的题中之义。     

嵌入式治理：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

以田野政治学为视角,选取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个案,通过建构“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可以通过组织嵌入、过程嵌入与行为嵌入三种机制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弥补乡村既有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局限。组织嵌入、过程嵌入、行为嵌入以及彼此间的嵌入程度影响协商民主整体嵌入性,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效果。当然,嵌入性并不排斥自主性,“高嵌入性-强自主性”形成的嵌入性自主,是协商民主嵌入式治理的理想类型,也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危机公关——以近年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以网络媒体、数字移动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使得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而此新的传播环境对政府公关而言,有利有弊。近几年是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之年,而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移动媒体也逐渐走向成熟的环境下,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及其产生的效果必然与以往有着巨大的差别,而政府行为与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主要从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出发,联系具体公关事件与案例,对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成功地进行危机公关提出一些建议。     

郭沫若对庄子美学的新开拓

沫若以泛神论及“艺术精神”对庄子思想的言说开启了庄子美学的新识度，将庄子美学由潜在的研究引出了地表。泛神论与庄子思想的融汇使郭沫若在庄子这里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扩张的自我是郭沫若赋予庄子的新意义；将庄子思想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是郭沫若独具一格的创造，虽是星星之火，但对20世纪庄子美学的发展来说，实有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