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选择及财税效应分析

对房产持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具有国际通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房产税改革是新一轮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国内主要城市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及其财税效应分析表明：采用无差别税率征税方案的优势在于减少征管成本、确保居民纳税义务的公平性，劣势在于造成纳税人税负过重、不利于调节财富分配差距；而按住房面积采用递进税率征税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调节贫富差距、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劣势在于容易被纳税人投机取巧而逃避高税率和监管。权衡利弊，“每人享受一定面积的减免，根据住房面积大小、基于公告价值或评估价值按不同税率征收”的方案，可作为今后房产税改革的主要方向。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劳动力跨省流动与中国省区经济收敛性研究:1986—2010年

中国劳动力跨省流动规模庞大,劳动力跨省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1990年以前农村劳动力在中国省区大量从事非农产业劳动,这是导致省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1990年以后,由于跨省流动的劳动力规模没有纳入统计范畴从而导致省区经济发散;2000年之后,跨省流动劳动力更多地纳入各省区常住人口范畴,中国各省区经济收敛的趋势也逐步明朗。     

城乡均衡发展大格局下我国公路服务区大网建设研究

当前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功能与畅通全国城乡产销大循环要求存在五大矛盾：一是服务区封闭,过路消费需求与沿线乡镇农特产品供给脱节;二是旅客上下中转受限,营运公司客流补充成本高昂,始发终到旅客集散时间成本猛增;三是小批量物流快件不能直接沿线集散,私营公司抢占赢利路线而弃舍高速沿线乡镇小批量件;四是旅客需求日益多样化,服务种类相对国外而言极其单薄;五是城市停车难,关键要靠市郊和城乡路网。建设开放型服务区且注重城乡均衡布点成网,是日韩和法德推动消费惠及城乡的重要成功经验,服务区集应急救援、旅客集散和换乘中转、物流仓储和快件集散交换、本地农特产售卖以及旅游观景休闲等商旅文于一体已成未来发展大势。在我国公路沿线建设数以万计的综合服务区和各类中小微网点,利用网点换乘中转实现全国客货邮“镇-镇”直达,可以更充分地发挥现有高等级公路的网络共享优势,更有效地实现客运增流、快递增质增量、城乡产销提质增速等国内双向大循环功能,将全国人民的日常经济社会活动汇集成为城乡一体共享生产、交换和消费大市场,助推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