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旅游者与梅里雪山目的地的互动研究

以徒步梅里雪山雨崩村的背包旅游者为对象,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将互动划分为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三个阶段,从"景观"和"人"两个维度探讨背包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目的地的原生态景观是吸引背包旅游者的首要因素;背包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旅游前的咨询式互动、旅游中的参与式互动和旅游后的延续性互动,三个阶段的互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互动形成了以雇佣关系、竞争关系为代表的商业性主客关系以及路人关系、同伴关系、朋友关系、婚姻关系等情感性主客关系;互动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澳门“土生葡人”的认同解析

澳门的“土生葡人”是澳门族群中最具特色的成分,其与澳门的历史关系最为密切,在澳门的族群地位最为独特。本文用族群的相关理论阐释澳门土生葡人的族群认同,既可以反映该族群的认同特征,又能体现族群认同理论的解释力。土生葡人的文化特征是其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但土生葡人的族群认同更多地具有主观心理性。即使那些纯华裔血统的人,有的也自我认同为土生葡人,这是一种脱离了文化渊源的主观选择。族群认同与族群文化是互相关联的一对概念,二者在不同的场景下相互关联的方式不同。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

空间上保持距离的世外桃源景区和社区,随着旅游发展的推进,景区和社区的利益关系愈来愈密切.开发之初政府和企业对社区参与重视不够,当社区居民的参与欲望、参与能力逐步成长起来之后,社区参与就成为旅游开发的主导者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社区本身并不是一个整合得很好的利益主体,其利益要求多元分化,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将是企业和政府要应对的持久挑战.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下)--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从衡量族群关系的文化、社会交往或基层组织的相互进入、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费源与权利分析等7个变量解析了中成文具厂的族群关系及族群关系的主要特征,并通过一个典型个案进一步揭示其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     

澳门宗教文化的独特性研究

澳门宗教文化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本文阐述了澳门宗教分属于东、西方文化系统的多元性特征 ;讨论了澳门宗教与族群的密切关系 ;澳门宗教既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又具西方文化特色的中西合璧性 ;澳门人宗教意识淡化的趋势。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传承与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以雨崩藏族旅游村寨为例

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视角,以雨崩藏族旅游村寨为研究对象,透过"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运用田野调查和"深描"民族志方法,分析其传统文化传承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发现具有神圣意义的神山崇拜和世俗意义的"日卦"线、村规民约得到有效传承;通过实施成文性的《村规民约》和不成文的"传统约定",使藏族传统文化及其自然环境保护意识的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成为制衡旅游发展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有效力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和限度。"地方性知识"理论视角的引入,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目前关于旅游对自然环境影响研究的不足,推动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转向——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外部"转向"内部"。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

节日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绚丽色彩、最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节日被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突出表现形式。目前,运用节日的方式主要有:在原生地直接展示,在异地进行移植性的集中开发,丧失节日民俗的民族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重新建构等。笔者认为,研究民族节日符号在旅游开发中面临着的诸如传统的变迁和保持等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旅游发展中族群文化的“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以丽江纳西族义尚社区为例

采用人类学"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概念作为理论工具,选择丽江市古城区内的义尚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表征,发现旅游平缓发展为义尚社区族群文化带来"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交织的局面;旅游发展与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的集体选择是社区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两个重要因素。最后,探讨了族群文化"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在不同社区的表征差异,并认为旅游的发展并不会完全破坏社区族群文化,也不会抹杀地方的地方性。学术界关于旅游是引起"无地方性"与"非地方"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

景区和社区紧密相连的遇龙河景区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其社区参与前期为自发参与,后期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社区参与迅速发展,多元主体大量介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政府政策实施不到位、对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也使无序的社区参与不能及时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