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雇员组织承诺三因素模型实证研究

文章以来自西安15家企业中的742名雇员为样本,采用协方差结构等式模型对组织承诺三因素模型在中国企业雇员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主要发现:测量感情承诺和规范承诺的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但是测量连续承诺的量表信度较低。三个量表表现出可接受的会聚和区分效度,但是效标效度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企业雇员离职意向的影响因素：对一些新变量的量化研究

在以往一项质化研究的基础上，转换成本、承诺倾向、职业成长机会和关系四个新变量被作为外生解释变量引入Price（2000）离职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控制已有外生变量的情况下，转换成本和职业成长机会与离职意向显著负相关，承诺倾向和离职意向显著正相关，它们显著地增加了对离职意向的解释效力。     

诗人的深厚情谊——普希金与西伯利亚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一生是极其短暂的,生命的旅程只有三十八年(1799—1877)。然而,他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的精神财富是异常珍贵的,致使在世界文学领域里,研究普希金的热潮历久不衰,而且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普希金与西伯利亚的关系,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课题,对于探讨诗人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风貌,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普希金并未到过西伯利亚。从诞生地莫斯科到彼得堡,从涅瓦河到阿尔兹鲁姆,从基什尼奥夫到乌拉尔斯克,——这是诗人漂泊的主要历程。可是从大量资料中发现,普希金与西伯利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固然,我们可以从诗人的家谱中追本溯源:诗人的母亲的祖父是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巴尔,1716年之前,他受宠于彼得大帝;彼得逝世后,因受宫臣排挤,被贬于西伯利亚。诗人在《自传》中也曾谈起在他童年时母亲经常讲述外曾祖父的故事。西伯利亚这个象征着人民苦难的遥远的东方,在诗人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家世上的血缘关系并不是主要的。普希金与西伯利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他和当时代表着时代精神的革命先躯者——十二月党人的关系上。透过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老字号宣传语基于资源观点的质化研究

本文以基于资源的观点为理论框架．利用质化研究方法对266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宣传语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华老字号宣传语符合资源基础理论．同时又表现出11种具体应用形式。中华老字号宣传语从内容上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上深受古代修辞格的影响,从而构筑了自己独特的受众认同方式。     

让观念的天平不再失衡

我虽然是个男孩．可我也要为女孩说句公道话：“请大家关爱女孩”。     

绩效评价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

本文构建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组织承诺在绩效评价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绩效评价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组织承诺对绩效评价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在绩效评价的不同层面上有所区别：对绩效评价系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绩效评价程序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今后同类研究的方向和管理实践提出了建议。     

典型组专题讨论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实践

通过典型组专题组讨论在人口研究中的实践运用 ,详细分析了它在人口研究运用中的特点、准备工作、主持人的主持艺术和总结报告 ,突出了该定性调查研究方法在深层次上获取对目标人口认识的重要作用     

人口变量、工作满意度和流失意图的关系实证研究

一、导言Ｍｏｂｌｅｙ (1979)将雇员流失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Ｔｕｒｎｏｖｅｒ)定义为“从组织中得到物质收益的个体终止其作为组织成员关系的过程。”[1]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传统的刚性用工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企业雇员流失现象已逐渐被一些学者所重视[2 ] 。美国Ｗａｔ ｓｏｎＷｙａｔｔ管理咨询公司对这一现象在中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调查 ,发现总的态势为 :从行业上看 ,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业的人员流动很频繁 ;从地域上看 ,北京、上海和沿海地区的人员流动很频繁[3 ] 。不同类型的雇员流失对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常见的…     

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探索

近几年我国大学生党员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在量上去的同时质却没有跟上发展。而党员质量关系着我国未来人才建设的发展,关系国家命脉。因此,需要分析当前大学生党员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构建一个有效的大学生党员质量保障机制,从入党前、入党中期、入党后期全程跟进党员质量发展。     

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前因和后果变量:中国情景因素形成的差异

本研究通过对347名中国员工问卷调查获得数据的分析,对西方文献中常见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前因和后果变量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员工一般还是以工作为生活中的核心。在本样本中,员工的角色冲突和工作负荷越大,工作-家庭冲突会越大。员工的角色冲突越大,个性越倾向于积极情感,家庭-工作冲突会越大。上司对员工的工作越支持,家庭-工作冲突会越小。本研究着重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情景对获得的结论,尤其是和西方研究不同的结果进行了解释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