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齐风》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及其成因

与《诗经·国风》总体上的忧伤、《小雅》的怨诽相反,《齐风》呈现出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或欢乐愉快,或先忧后喜,或幽默诙谐,洋溢着欢喜轻松的情调。这种感情基调的形成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东夷文化开朗乐观的传统,齐人舒缓阔达的气质与齐人幽默诙谐的性格。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诗经·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诗义新探

《诗经.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三诗历来被视为讽刺齐襄公、文姜兄妹淫乱的组诗,但从诗歌产生的文化背景看,齐人并不在意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就不可能作诗加以讽刺。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通过相互通婚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纽带,齐、鲁两国素有通婚传统。齐人看到鲁桓公依礼求婚于齐、文姜依礼归嫁鲁国而欣喜,对文姜、鲁桓公破坏齐、鲁友好关系的行径加以谴责:《南山》谴责导致齐、鲁关系恶化的文姜、鲁桓公,《敝笱》、《载驱》描写文姜嫁鲁时的场面,表现诗人的喜悦之情。对齐、鲁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是齐人创作这组诗的思想基础。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任昉“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原因探隐

齐明帝用人特点及任昉人际交游与才能表明,任昉“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实非主要由明帝恶其代作《让宣城郡公表》“辞斥”,而是主要因齐明帝从任昉的行动中及“爱憎所白”认为任昉是萧子良党羽,改变“欲大相擢引”的初衷,不再重用;任昉徒有文才,吏才了了,不合乎明帝的用人标准;任氏为次等士族,明帝大可不必拉拢、依靠任昉维护统治.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诗经·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诗义新探

《诗经·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三诗历来被视为讽刺齐襄公、文姜兄妹淫乱的组诗，但从诗歌产生的文化背景看，齐人并不在意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就不可能作诗加以讽刺。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通过相互通婚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纽带，齐、鲁两国素有通婚传统。齐人看到鲁桓公依礼求婚于齐、文姜依礼归嫁鲁国而欣喜，对文姜、鲁桓公破坏齐、鲁友好关系的行径加以谴责：《南山》谴责导致齐、鲁关系恶化的文姜、鲁桓公，《敝笱》、《载驱》描写文姜嫁鲁时的场面，表现诗人的喜悦之情。对齐、鲁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是齐人创作这组诗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