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实践基础与建构路径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建立更加完善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以提振居民生育意愿和提升居民生育水平成为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社区作为离居民生活最近的外部现实场域,其环境设施、托育服务、学校资源等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设施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的挤出效应,但也会通过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间接的挤入效应;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支持效应;社区学校资源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凸显社区公共服务作用的类型差异性。社区环境设施和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都沿代际结构演变而呈现起伏性。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效应的显著性、方向性、程度性、代际性为建构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需要从服务内容扩维、治理机制分类、幸福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推进社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率较低，而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好于男性流动人口。而影响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合同协商、工会、企业性质等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显著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对策思考。     

时代变迁中的临时救助制度：实践效果与未来方向

2014年10月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开启了我国全面建立和发展临时救助制度的法制化进程，为地方临时救助政策的制定及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结合某县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和分析临时救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时代背景、实践效果、主要发展。并从救助方式较单一、裁定权限不合理、紧急程序不具体、社会力量参与方式欠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现行临时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提要]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既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积分落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和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任务。基于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有待进一步提高。就影响机制而言,心理资本能直接显著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而经济资本既能直接显著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也能通过心理资本中介间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然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制约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多维度视角下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住房产权、婚姻状况与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社会工作者等群体幸福感是新时代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立足点.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对我国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主观幸福感仅处于中等层次水平,并存在世代递减,户籍分化,个体差异等特征.就其影响机制而言,住房产权不仅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并通过婚姻状况的中介而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凸显住房产权影响的关键性.而住房产权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随世代结构的演变而顺次降低,但其间接效应却随之显著提高,使得住房产权的效应结构因世代结构差异而完全不同;住房产权的总效应仍呈现沿世代结构演进而小幅度上升的态势,凸显其影响的世代结构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影响路径,采取相应对策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     

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维分析及政策意涵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