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下）——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

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丰富内涵的阐释,则是传媒批判理论始终如一的目标。具体来说,最初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世界的发现;继而,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权力世界的发现;然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本世界的发现;最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游戏世界的发现,它意味着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的消解,也意味着全新的传媒世界的即将莅临。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出路

40年来,中国美学研究在几起几落之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在当今世界美学发展潮流和当代生活面前,它又遇到很多理论上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特别是如何确立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走向,关系到中国美学如何更好地走向21世纪。这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学术课题。为此,本刊特发表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组织的一组笔谈,它们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反映了美学界对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发展前景的深刻关注,希望借此引起大家共同的探讨。     

“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

百年以来,“以美育代宗教”始终被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几代美学家奉若神明。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20世纪中国美学成也在兹,败也在兹。新世纪中国美学必将从跨越“以美育代宗教”的失误开始,从而实现自身新的发展。     

超主客关系与美学问题

自１９８５年发表《美学何处去》迄今，我一直在自己的论著、论文中反复强凋，我们的美学研究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地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结果，尽管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获得若干成果（例如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探索），并且形成种种不同看法，但是就全局而论，却都误入共同的歧途，以致越是努力就距离我们的最初目标越是遥远。换占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美学研究都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这样，尽管我们在美学领域中一直用力最勤，但是却偏偏收获甚…     

重建中国美学研究的文化构架——评刘士林著《中国诗性文化》

中国美学研究作为一门世纪科学,由于无论其基本范畴还是其文化语境,均来自于西方哲学与美学,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自身一直处于一种“本体不明”的尴尬境地,它不仅一直缺乏一种民族性的精神方式作内在根基,同样也缺乏一个本土化的文化学基础作外在保障,所以即便我们可以大谈特谈中国美学,但却往往只能局限在一种西方化的背景中,按照一种殖民性或半殖民性的文化逻辑来叙述,其结果也不是什么真理性的认识,而往往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遮蔽,使中国美学的本体内涵更加晦而不明。因此我们到底应当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以及必须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活动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追求美会为人类带来福祉，却忽视了如以不适当的方式追求美也会带来灾难。传统美学的失误正在此处。它把审美活动等同于“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解释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事实上，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不等同。它是一种作为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文章又从上述观点出发，对当代审美活动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美学的重建

在讨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困境之后,美学的重建依然是一个难题——甚至显得越发艰难了。这使我们意识到批评比建构似乎容易得多。 然而,批评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建构。因此,我们仍将在艰难中前行。 美学的重建应该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开始,换言之,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就是美学重建的逻辑起点。     

秘响旁通——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

古典诗歌中的意象问题,在我国古代中是一个老问题。 “意象”一语,出自《易传·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早在魏晋时代,刘勰孰总结了我国文艺创作的实践,提出了“窥意象而运斤”的看法。尔后,“意象”一词就作为成熟的概念,广泛地出现于各家诗歌、论著中,象“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空图《诗品》)“久用精思,末契意象,……心偶照境,率然而尘”(王昌龄《诗格》)等。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过去几十年我们只注意了对“意境”的研究,却忽视了对意象问题的探讨。结果,“门外青山人屋里,东家流水人西家”,倒是西方的一些有智之士,借鉴了这一珍贵遗产,形成了“意象派”。近年来,“意象”理论被介绍到国内,举国学界为之一振,研究文章亦随之而出,终于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海德格尔的“真理”与中国美学的“真”——中西比较美学札记

海德格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是如此,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这里,就以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看法为例。“真理”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为混乱的问题。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始,一直沿袭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看法:真理的本质在于符合。在他们看来,真理是对事物真假的一种判断,凡是判断与其对象符合,则被称为真理。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真理”,实际上应该是“真理”,即关于“真”的理。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中,强调“理”大于“真”,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这里的“理”,是指人们在对象性思维的基础上通过认识、逻辑对     

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应该不但要求自己的研究有价值,更要求自己的研究有意义。据说黑格尔在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给自己提的最多的问题是:它们“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这倒与我们每一个古代文艺思想研究工作者的心情相差无几。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们才频繁地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加以讨论,这正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迷惑: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这是早已确定无疑的了。但问题在于怎样使文艺思想史研究与当前的文艺思想研究结合起来?怎样才能做到“古为中用”?怎样才能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人们进行着别有会心的历史反思,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正如黑格尔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关于哲学史的意义,可以有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