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传播学视界中的唐代逐臣别诗

逐臣别诗具有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者(送者或行者)、受传者(第一、二读者)、传播内容(归朝之情或别情)、传播渠道(赠别)及传播效果等诸要素,而且其传播方式多为复杂传播,亦即其真正的受传者是间接受传者(第二读者),这个特点要求逐臣必须在加强诗歌的感染力上下功夫,力求最佳的传播效果.为此,逐臣在诗歌的抒情方式、遣词炼字等方面苦心经营,以期能打动帝王,从而也使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但逐臣别诗的传播流程是缺乏反馈的单向传播,注定其不会有很好的传播效果.这是逐臣的悲剧,却是诗歌的大幸.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文化心理与阐释模式研究的新创获——《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读后

长期以来 ,如何借鉴西方阐释学理论 ,建构中国诗学独特的阐释体系 ;如何使中国传统诗学研究走出陈旧的窠臼 ,在新的开放式的认知层面上与世界文化接轨和对话 ,一直是学者们苦心孤诣想要解决的课题。张杰教授的新作《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 2 0 0 1年版 )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作者于多年含英咀华、深思熟虑的基础上 ,谨慎而又大胆地提出了一套系统而颇具新意的阐释理论 ,试图另辟蹊径 ,为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提供一种既能进行有效阐释 ,又可与当代世界展开对话的认知视界和思维模式 ,令人耳目一新。…     

中古应制诗的装饰美学效果

应制诗的装饰美学效果通过"添饰"和"秩序感"来实现.色彩、空间词本身具有装饰性和图案效果,添饰主体后突出和映衬了主体的特征;本身不具备图案性的名词、数量词添加到主体名词前,很好地衬托了主体,起到极佳的装饰效果.装饰美和秩序感有紧密的联系,"秩序"是营造装饰美的重要手段.应制诗人通过对诗歌结构的精心安排、时间和空间的合理配置及诗歌内在感情的逐层递进,形成充满节奏的秩序感,召唤读者对秩序感的本能审美需要,形成富有装饰意味的心理构图.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

应制诗在物象选择、抒情方式、诗旨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和工具,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有本质的相似,朝臣竞相获取这一文化资本并力争转换为政治权力。“场域”中资本转换的规则和机制由帝王调控,帝王不同的志趣、文艺观和美学观使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本各有特点,通过朝臣的创作使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微小的差异。应制诗作为一种置换权力的资本,不能用来对诗人作人格上的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