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合：文学翻译的第三条道路——兼评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可分为两种: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前者即“异化”,后者即“归化”。异化论与归化论似乎不可调和,而实际上,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异化,也不会有绝对的归化。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必然,文化杂合具有抵抗强势文化的积极意义。异质文化在林语堂译《浮生六记》时的兼容与杂合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例,说明了除异化与归化之外,文化杂合也是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文化语境：翻译选择的藩篱

文化语境是译者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件,它对译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作的诸多选择:翻译文本、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都受到译者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控。     

谈翻译中语篇结构的归化

英汉语语篇结构存在诸多的差异 ,这些差异体现和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模式和语言文化的不同。对翻译文本进行语篇分析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语言间语篇结构的差异也是译者需要慎重处理的。归化是在翻译中译者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 ,也是处理语篇结构差异的重要手段。译者无论是翻译应用文体还是文学文本 ,都不免对其语篇结构进行归化处理 ,而翻译中语篇结构的归化程度取决于译文读者的需求     

英汉中动结构的对比研究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中动结构,一种既区别于主动句又不同于被动句的语言现象。它们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英汉语中动结构所表述的基本语义特征是相同的,而它们的差异是由英汉语不同的语言属性决定的。     

英汉数字习语文化比较与翻译

数字习语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色 ,了解数词的文化内涵是翻译好数字习语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比较了英汉数词文化 ,提出了对数词习语的三种主要译法     

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主体性特点

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翻译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从译者主体性来看,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具有为我性、顺应性和操控性,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该时期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的本质特点。     

关于英语中《圣经》词汇的泛化及其汉译

英语《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不少关于人物、地点、事物的名称泛化产生了普通用法和意义,从而大大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对于英语中这些有关《圣经》的词汇的真正理解和适当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圣经》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本文归纳了《圣经》词汇泛化的表现并讨论了其汉译的方法。     

英汉形象性习语的文化对比与翻译转换

习语往往运用形象的联想来使语言变得更为生动有力 ,但习语翻译时这些具有强烈文化蕴意的形象的转换却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本文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形象性习语的形象异同 ,探讨了其共性和异性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并就翻译中习语形象的处理提出了 4种处理方法     

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假说

学界以往的中动句研究深化了对于这种结构的认识，但是对如何界定中动结构并无统一的认识，对于中动句的谓语动词是否及物也存在争议。实际上及物与否不能作为判断动词能否构成合法中动结构的标准，对中动动词性质的判断应根据不同的结构类型来分别进行；中动动词既可以是及物性的，又可以是不及物的；经过了语法化的过程，中动动词形成了“间及物性”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性是中动结构语义关系表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