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

随着国际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原著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规范式研究方法,而将翻译置入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译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即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创造性叛逆”便是顺应这一研究导向,由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最先引进的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作为描述翻译研究膝下的产儿,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与描述翻译研究保持和谐一致,又有哪些自身特点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呢？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分析。     

当代《论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兼评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

《论语》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当今时代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变革影响下,当代《论语》翻译研究已然超越了如何译好《论语》这一朴素的主题,发展成为以经典的跨语际诠释为核心的、融合多元学术进路的问题平台。《论语》作为"开放的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其翻译问题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学理基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为《论语》翻译研究开创了以共时性、描述性和语篇性为特征的语言学进路,和以历时性为特征、高度关注翻译的文化塑造力量所牵涉的话语、权力、政治等问题的文化研究进路。本文借助"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所汇集的成果,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平台在当代呈现的问题方式和理论图景。     

从复译研究看中国翻译的文化转向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已成为当前的前沿学科。文章通过对我国近几十年来不断涌现的复译现象进行研究,发现文化研究的转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唤醒了翻译研究界的文化意识,拓宽翻译研究的范围。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从科学话语到文化话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和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其原因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迟迟不能建立科学的范式，对翻译实践又缺乏指导作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翻译的文化观应当与翻译的语言观相结合，才能最终促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突破。     

文化视野观照下的翻译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 ,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学科定位的不确定性、主题的开放性 ,使得翻译学这门独立的学科 ,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 ,同社会、历史、权力、意识形态、政治、伦理道德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翻译活动已不再是一种中性活动。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 ,全球文化既有趋同性 ,同时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抗。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在文化对话中的“桥梁”作用日趋重要。翻译研究的文化构建 ,必将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     

跨文化旅游外宣资料翻译的接受美学观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领军行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旅游外宣翻译也就自然成为当前译界比较注重的内容。接受美学的诞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为应用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翻译的接受美学观告诉我们,在跨文化旅游外宣翻译中,译者要充分考虑并协调文化、语言、文本、读者等因素,根据不同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参照不同的理论层面,在全球语境下翻译旅游文本。此外,译者应当增强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意识,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更好地完成宣传中华旅游文化的任务。     

“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翻译研究的发展回顾

文章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立的过程入手,讨论的翻译研究走向独立的主要途径,翻译研究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翻译研究方法评析

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关键,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保证研究具有价值。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具备自己的研究方法,应强化以科学理性的方法论来指导翻译研究。文章对翻译研究的主要方法类型及其具体方法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帮助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研究方法有比较系统、清晰的认识,以便在从事翻译研究时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科学、更具价值。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简析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兴起及发展

从探讨内部动力和外部启发着手,文章简要梳理分析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兴起和发展.翻译研究学派倡导翻译应该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出现是翻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为翻译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前景.随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也蓬勃发展起来.     

从文学性到文化性:当代诗学的题型转换

诗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的一部分,必将在文学文化研究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将自身的题型转换到文化研究上来。因为单纯的文学性研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由制度、技术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时代,人们更多地是需要思想性。文学文化研究正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