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的命运

亚历山大·赫兹伯格在《哲学家的心理》一书中搜集了有关30位世界著名哲学家的私人生活资料，研究发现，他们大多数在个人生活上都不顺畅，经济困顿、婚姻不幸、事业不顺。其中15人根本没有结婚，6人结婚的时间很短，4人结婚后很不幸福，2人和配偶离异。婚姻生活如此，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亦很糟糕。如果说哲学家沉醉于个人世界中，热哀于深思玄想而忽略了尘世具体的生活，哲学家们在拒绝尘世的同时尘世也拒绝了他们，那么社会学家的生活和命运又将如何？     

缺席与断裂:农村高利贷生成的社会逻辑——来自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席与断裂为农村高利贷的生成和盛行提供了社会土壤,而农村高利贷的存在必将加速社会分化、消解社会整合和挑战社会秩序,产生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高利贷的治理需从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着手,改革社会制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民间组织和完善人际支持系统。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新生代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及其控制

新生代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原因所导致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对农村生活的反叛、农民身份的反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城市的向往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一个日益开放和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自主意识和成就动机明显增强;但在人生经历、社会经验上则相对缺乏,对承受生活的艰辛和困难的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新生代民工的犯罪和其他社会群体犯罪有着很大的不同。其犯罪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以及社会性歧视等。治理和控制新生代民工应从铲除诱发其犯罪的根源和土壤着手。     

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有着互相型构和消解的关系。在中国160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差序格局一直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和作用。差序格局之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阶层的和谐构建和现代法治进程的顺利推进均有着较大的消极影响。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也在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嬗变。     

法社会学视角下青少年犯罪控制网络的构建

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应在全社会构建一个以构筑家庭绿色防线、强化学校教育手段、完善社区控制体系、严格规制大众传媒、完善少年立法和设立少年法院等多位一体的青少年犯罪控制网络。     

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     

和谐传播与阶层和谐的关联及其互动

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层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传播体制中，由于信息不平等导致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阶层之间存在一定隔阂。改变当前阶层不和谐的现状必须进行和谐传播，通过革新传播理念、促进信息平等、提高媒介素养和加强媒体社会责任等途径促进阶层和谐，进而实现和谐社会。     

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有着互相型构和消解的关系。在中国160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差序格局一直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和作用。差序格局之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阶层的和谐构建和现代法治进程的顺利推进都有着较大的消极影响。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也在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嬗变。     

旧邦新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以费孝通早期著述为中心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的总体性危机。深受功能主义方法论和费边主义理论影响的费孝通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该方案沿循社会有机论的思想路径,主张在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等原则的前提下,从重建乡土工业出发进行渐进式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国现代性和新型文明秩序的构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情境中,费孝通的现代性方案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却折射出青年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乡土重建方案及其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提出的历史命题仍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