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好马上一线河北省扎实开展驻村干部选派工作

同步小康，老乡热望。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河北省委决定，从2016年起，连续用5年时间，在省、市、县三级选派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干部驻村帮扶。     

地方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的考察

明清以来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在古歌、古老话、创世纪史话、民间故事等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增多了用汉字记录的科仪文本、地方志、家谱、碑刻等。这些文献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出地方社会的真实样貌。它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场域中形成并传承,通过口传心授、文治教化的方式,承载着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经验,反映出儒家思想和礼制规范。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教育促使国家自上而下和地方从下到上双向地实现了礼俗互动,重构了地方知识谱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是地方教育的应有之义,为地方教育提供内在指引。地方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在助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频共振地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归属得到升华。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移民的微观考察——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新史学思潮为史学注入新动力,开辟了史学新气象.受当代日常生活史、环境史等史学思潮以及民族史理论、方法的影响,杨洪林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移民和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微观考察,并就移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微观展示.     

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以湘西苗族家谱建构为例的讨论

湘西苗族历史记忆的载体传统上以古歌、史话为主,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出现汉字撰写的家谱。龙、吴两姓家谱通过追溯共同祖先、移民化家族历史、措置时间的叙事,部分内容虽与地方史志记载不相一致,但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国家、地方、修谱者等不同行为主体出于统治、发展、权力等因素考量的复杂互动。湘西苗族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自发或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家族、苗族向中华民族的扩展。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湘西苗族家谱的建构反映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程。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也为历史记忆建构提供了更普遍的社会框架。     

文化产业视阈下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例

我国已经进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区域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仍以民族旅游为主。立足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和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湘西捞车古村寨是典型的土家族村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尚未转化为文化资本,未能有力推进区域社会发展。在文化产业大发展背景之下,整合捞车古村寨及周边古镇的文化资源,促进民族文化资源集群发展,实现对民族文化资源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人文关怀,进而培育与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这既有利于土家族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又是对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途径的探索,也是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新方式的尝试。     

文化空间视阈下土家织锦保护与传承研究

土家织锦是武陵地区土家族的典型文化事象之一。在现代化背景下,土家织锦的前景不容乐观,其文化空间处于急剧变迁过程中。土家织锦在当前要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不仅土家族民族成员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且主流社会还需通过多种途径,营造适合土家织锦保护与传承的良好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