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文化和心理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文化认同承载的“集体认知”“集体记忆”“集体想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文化创造唤醒的“身份识别”“他者承认”“互动共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编码,文化自信强化的“主体叙事”“情感共通”“价值确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意义拾取、价值诠释、生成建构等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从文化哲学视界研究和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研究该论题的一个重要思想立足点,也是需要继续深化拓展的一个研究空间。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从《家谱》看改土归流后土司时期的土著居民家族建构

清朝雍正五年对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和平“改土归流”后,不管是土司时的家族,还是移民家族,都为了与原来的土司家族划清界限,证明本家族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家谱中对本家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以向氏家族为例,以民间文献家谱为资料,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可归纳出改土归流后家族历史在民间文献中的基本表述形式,再现土司制度废除后的湘西各家族的历史。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研究——个体、群体、社会情境三域综合模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研究依据社会认同及影响力的三域综合模式,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基于个体域、群体域、社会情境域的多水平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横向坐标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在社会群体协商互动中建构而成,实现群与己、群与群、差异性与共同性、物质性与精神性四组关系的确证;在纵向坐标上,可从由内到外的个体自主身份构建、由外到内国家力量的社会传导两条脉络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叙事与教育践行

从关系叙事视角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并持续形塑于关系互动之中,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互动为构成要素,以共同体的关系模式为内在结构,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解为聚合方式,究其本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立足于主体的人,关系叙事揭示出主体是在先赋关系的规定、社会关系的互构、关系情境的交互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质是对共同体成员身份关系的认同和界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教育的强力支撑,借由学校主场域发挥育人功能,即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育人体系,强化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与自觉传承;通过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媒介,推动各民族学生在社会关系互动中逐步内化和建构身份认同;通过创设适宜涵养共同情感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情境,促进各民族学生建立稳定且自觉的情感归属。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与实践目标

在现实生活中,正确认识和充分挖掘各民族历史上的共同性要素并由此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实践目标。共同的历史记忆、经济互补与共存、文化交流与共享等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共同性要素的重要内容,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动员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促使各民族不断强化身份层面、经济利益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中华民族认同,这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目标,也是新时代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

元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过程中具有文化原型的功能,生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但同时元符号的表意机制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面临着现代性语境转换的压力和挑战。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根基,我们一方面要夯实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域”的意义内核,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和机制,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立场上,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内涵,并且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提供持久的意义资源和文化动力。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