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史论中的历史思考

《汉纪》的史论内容丰富,阐发了荀悦对历史的深入思考,表述了通达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治国方略。不但以深入的理论思考增益了书中的历史智慧,给人以更切实的历史教育,而且充实和丰富了古代的历史理论,为古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无世界的先验自我——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我概念的现象学批判

以海德格尔解释学的现象学视野来看，康德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轨道上运思的，他对于主体性的阐释缺乏适当的存在论之领悟境域，因而他对主体的存在方式没有进行彻底地追问，由此错失了世界现象。海德格尔借助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从时间这一领悟境域重新思考了此在的生存建制，把康德对主体性的追问推进到了存在论的维度。     

《汉纪》史论中的史学见解

荀悦对史学有很丰富的看法,在《汉纪》的史论中他对史学性质、功用、撰述要求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他的论述有一定的系统性,也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他的史学见解充实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是”与“存在”：关于现象学的陈述（Logos）问题

海德格尔梳理了逻辑学史上对系词“是”的意义的四种不同解释，重点阐述了系词问题与陈述现象的内在关联，指出陈述的最初特性不是认识，而是展示。海德格尔借助于此在来解构陈述现象，最终的目标乃是建立逻辑学与存在论的内在关联，让逻辑重获哲学的意义，关注的乃是实际生命之前理论性的差异化和境域化的意义生成。     

论钱谦益的史学观

有“一代文宗”之称的钱谦益,不仅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而且在史学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他以援经入史的方法对史学功能、史学方法、史学得失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尽管“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但这种书写现象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这一官修史书，值得深思。以往学者无论从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从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谈及这一问题，都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学说，但在具体论证中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特别是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及，汉代“变复之家”积极宣扬德化变复思想，使得蝗虫从“灾虫”化为“神虫”，这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的王充，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于康德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集中于对其主体(自我)概念的批判,在他看来,康德是在传统现成存在的存在论轨道上运思的,他以"被制作存在"意义上的存在作为人格的领悟境域,以无世界的自我来为世界的存在提供担保,因而他对主体的存在方式没有进行彻底的追问,由此错失了世界这一原初的现象。海德格尔不仅还原了康德领悟主体的境域,而且从存在论的角度深化了对自身的源始经验,指出了在世之在(超越)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从而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     

本源的想象与此在的有限——论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解读

先验想象力在康德哲学中至关重要,康德在此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犹豫与冲突。作为感性和知性之间的“游戏空间”的先验想象力与时间具有本源同一性,想象力和时间一道构成了主体的本质,由此使得海德格尔在康德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庇护所,把认识的有限性推进到了生存的有限性,进而开启了有限主体的存在论维度。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主体伦理学的批判——基于敬重现象的分析

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存在论解读主要聚焦于对其敬重现象的阐释.他认为敬重这一特殊的情感是自我领会、自我揭显的一种卓越样式,而康德却没有把这种自我领会(自在目的、行动)的存在论含义揭示出来,海德格尔深化了康德道德自我的存在论意义,并且从存在领会的生存实践层面分析了人的本真生存,恢复了康德主体伦理学的实践特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康德的伦理学在敬重这一概念上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和体现,也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