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学制度论

文学制度是指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形质表征，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面，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章体式、传写形式等具体内容，也就是说，文学制度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文学制度的规定性是自生的、自性的、自足的、自适的、自化的。引入文学制度观念，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文学研究，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论汤显祖的二重文学观

汤显祖的文艺思想,如果以1598年他挂冠闲居、创作完《牡丹亭》并岁末名僧达观来访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不符合汤显祖文艺思想的实际情况。他论文学的言论大多数发于归田之后,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文学向外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它以标举“情在理亡”,表现世俗之情和创造“怪怪奇奇”     

古代中国言·象·意结构之初形

直到晚周诸子的时代,百家争鸣,言辩盛行。在这种学风影响下,言用制度和志意内涵均有新异的变化。而与之同步,晚周用象形制也发生新变,出现一种新质的用象形态——观念具象。它有三个基本特性:(一)具象不是独立外在的实物,而以物象的寓意为条件,呈现为一种观念属性;(二)用象是自由灵便的,一方面人为因素增强,可以随意地从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并在不同物类之间建立观念联属,另一方面用象形制的自足自由程度提高;(三)观念属性的凸显,使用象形制脱落礼仪程式之媒介,而完全依赖语言这种媒质,晚周诸子用象的提示语"如"、"若"、"譬"等词,大多从口从言,显示了观念具象的言象媒介情态。就是在观念具象的融介下,言语与志意达至深度沟通,并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言·象·意结构模型。     

文学制度层位论——兼述“制度与文学”命题的设立及缺陷

历经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文学制度研究已自成格局,达到一定的广度深度,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学理探索不够清通,学术定位不甚明确;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尚未确立,未能将诸层位联通为有机整体;个案的分段的研讨居多,而总体的通代的研判不足。要做稳健的文学制度研究,就需适宜到位的理论方法:首先必须尊重文学自身规定性,其次要确立文学制度层位理论,使外中内三层位既有分别,又成为联通互动之有机体。理想的文学制度研究须照应三层位,并最终要落实在文学的内在规制上:既拓充于外层文学制度,又据实于中层文学制度,终归趣于内层文学制度,臻至文学制度整体研究。具体说,未来的中国文学制度研究,应处置五对对立统一关系:受动与自生;边界与自足;作用与自性;回应与自适;变异与自化。     

周代藏书考

周代文献的收藏与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至春秋前期,藏书机制完善,周朝的室、府与列国的正宫、礼官署、象魏行使藏书职能,文籍藏在官家,完好无损。春秋后期,官方的藏书机制遭破坏,官家所藏文献日渐散失,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幸赖史、府世职恪尽职守,其所掌管的文献犹可凭信。战国时期,官家藏书遭受严重破坏,传世文献大量流落民间,私人藏书盛行;私人著述活跃,成为私家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散失窜乱巨至,传世文献难以凭信,需疑择而用,甚至出现焚书的前兆。     

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辨义——与赵义山先生商榷

明代小说中存有大量诗词曲,有的还偶存赋作和其他文体。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现象,如何认定其文体特性,在不同学者的论著中,颇见分歧而迄无定论。真正具有标举某种学说意味的,是赵义山等学者的“寄生”说。该说缘自近世以来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学术理路,对早前西学镜照下的中国小说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寄生”说颇存疑义,其可疑之处略有四个方面：一学理不通,二效用不周,三推求过甚,四来源失据。其实,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并非单体的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和文体意义;故而,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应该悬置不用,较稳妥的做法是回归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境,尊重古代小说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并对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作出合理消解。     

孔子制度丛考二题

从文学制度层面来重新审察孔子的生平与言行,发掘孔子《诗》说“思无邪”、“可以兴”等命题的文学内涵。“思无邪”是说不让《诗》受新声溺音的浸染,确保其德义不至流向淫邪。“可以兴”显示了晚周用象形制的变化,《诗》中的起兴物朝着两个方向分化,一则进如晚周诸子述学的观念世界里,一则进到晚周名物训释的博物之学中。     

明初台阁体的生成及泛衍

由于洪武朝君臣关系未谐,加上各地文人群倾轧消长,缔造文治鼎盛的愿望暂时被悬置,而为西昌雅正文学生长让出空间。及至朱棣"靖难"成功,杨士奇等江右文人入阁。他们以西昌儒术的适应性,逐步获取数代皇权的信任,终至形成君臣相得的局面,并顺势推扬西昌雅正文学。因有西昌文学雅正特质的植入,明初馆阁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雍容平和的台阁体,并迅速向朝野推广泛衍。这样,西昌雅正文学便入主馆阁,而敷衍出明初文治之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