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巴蜀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祝尚书先生的《宋代巴蜀文学通论》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进行文学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而巴蜀文学研究,可谓是这一热点中的焦点.谭兴国主编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1]和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2]均是对古代巴蜀文学所做的通代性研究,但作为古代巴蜀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巴蜀文学,虽才人辈出,成就卓然,对其所做的研究却十分薄弱.祝尚书先生撰写的<宋代巴蜀文学通论>[3](以下简称<通论>)系统地梳理了宋代巴蜀文学发生、发展、衰微的历史进程,为宋代巴蜀文学研究填补了空白,可称为巴蜀文学断代研究的拓荒之作.其拓荒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略论宋前的宗室与宗室文学

宗室作为与皇帝的宗族成员,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方面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历代的皇帝对于宗室的态度颇为矛盾,既希望加以利用,又时时加以防备。皇帝对宗室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宗室文学的发展。在宋以前的中国宗室文学史上,西汉和南北朝是两个高潮时期。西汉时候的宗室文学得到大发展,产生了淮南王文学集团、梁王文学集团和河间献王文学集团,前两个文学集团都颇具政治色彩。宗室自身的创作成就一般并不太高,主要是作为文坛领袖的角色出现。南北朝时候的文学集团又与西汉有所不同。刘宋和萧齐时代,宗室之间斗争激烈,猜忌颇深,宗室爱好文艺是他们全身远害的一种手段。这样也使得宗室在学术、文艺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     

千载之下有知音——论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是指阐释者(读者)认为通过一定的阐释方法,能够获得作者的本意。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阐释者之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可能同一的,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意图论阐释者眼中,同一性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意图论阐释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表面上看来是两种不同倾向的阐释方法,实际上两者探寻的目标都是作者的本意。故而,同一性理想是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略论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杨理论

南宋天潢贵胄的社会地位日益走低,于是,江湖诗派中出现了十二位疏属宗室诗人。宗室诗人多与派中翘楚戴复古、诗派领袖刘克庄交好,在二人的介引下,他们逐渐跻身诗派。与其它江湖诗人相比,宗室诗人的诗歌创作仍不难窥见宗室身份带给他们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兼具臣和亲的双重身份,诗歌中对恢复北方有着比一般江湖诗人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再是他们与一般的江湖游士奔走干谒不同,他们没有干谒诗,多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陆游养气说的诗学阐释

陆游养气说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养气观念,在承继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创获,由对道德品行的要求扩展到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学批评领域,由文"以气为主"拓展为诗"以气为主",由治心养气的诗学主张延伸出"悲健"的美学风格,突破了传统养气论的诗文界限,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