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读《红军长征研究》

我开始读有关长征的书是50年代初,斯诺的《两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所叙述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长征史强烈地吸引着我,激励着我。以后由于教学的关系,我不断搜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书籍、日记、回忆录。近得王庭科同志写的《红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王世贞《凤洲笔记》献疑

《凤洲笔记》虽名为"笔记"实为王世贞早年诗文之"削稿",即弃稿。此书有三种版本,书中内容在后来王世贞所编刻的《弇州四部稿》等书中多有收录,但部分作品已做较大修改,然而此书的刊印是否为王世贞所知?颇令人费解。此外,此书编校者黃美中的籍贯也令人生疑,原因是在明代可查出"江夏"、"海虞"、"南靖"三个黃美中,那么编校此书者应为哪一个?《凤洲笔记》卷五收有《南丰先生集序》一文,该文与王世贞后来的思想差异较大,那么此文是否为王世贞所撰?目前《凤洲笔记》令人生疑之处尚多,但不可否认其仍是了解王世贞早年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

王世贞晚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乐府诗和闲适诗方面尤为明显:乐府诗在数量上锐减,拟古倾向弱化,逸世成分增加,并以佛道入诗;闲适诗以创作律、绝一类小诗为主,主要取材参禅礼佛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自适"的个人化抒情倾向,减少了以往诗作的纪实性内容.两类诗作都以恬澹自然为宗,透出一种浓浓的闲适情趣.     

事实、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以王世贞传为例

文本间性是传记的一大特性,传记的文本间性呈现出文本挪用的"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同声"现象、相同事实不同叙事的"重构"现象、历史还原注重"文本事实"的现象。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文本事实却有很大的主观性,王世贞传呈现出的文本事实因书写者对传主历史事实理解的不同而彼此互异。从文本间性层面关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认知传记文本对传主的理解、想象和还原,可以加深对传主及其传记文本的理解。     

深切缅怀历史学郑天挺教授(笔谈)

郑天挺先生逝世已有十八年了. 缅怀郑先生在世时一直关心教育,以培养青年成长为己任,对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远的且不说,只谈谈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后来又任副校长等职,三十年来他无时不在关心历史系的发展和成长,对历史系的教学和建设,积极地出谋划策.1979年9月历史系计划创办博物馆专业,派我负责筹备,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向郑先生请教;并与之商议.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