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活垃圾减量化机制问题研究

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化机制研究,使更多的垃圾作为"二次资源"进入新的产品生产循环,从而减少最终排放到环境中的垃圾数量,确保上海的可持续发展。     

中职语文"项目教程"的开发与设计

中职语文"项目教程"的开发与设计是针对培养目标与中职生身心特点,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重点,以语文为专业与实习教学服务,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为宗旨,以提高学习主体的语文应用能力为目的,以阅读理解、交流表达、应用写作为主线,以"项目"为单元构架学习模块,组织教学内容.     

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

近20年来,中国学界呈现出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这既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现象,但学界一直缺乏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郭沫若的“两极评价”现象反映出一些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不足,具体表现为主观性和片面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立场；漠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也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性.对郭沫若的评价,既要贯彻历史主义,也要发掘其当代价值.     

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

次贷危机的爆发证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金融体系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根据,现有研究分别从金融服务的供给、需求和监管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整体来看还应当:①加强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工具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应用;②寻求最优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③相关制度设计应具体化、精细化;④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     

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战略性转变

山东省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乡镇企业为经济增长主力军的格局；规模大、增长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农业和基础产业稳步增长，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政府对国民经济发挥了较大的指导作用。山东省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较快，证明其经济增长方式是成功的。但在全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山东的经济增长方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乡镇企业已经不可能继续充当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基础产业实力雄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保证作用降低；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束缚了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活力。山东省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启动消费入手，推动经济增长；加快小城镇建设     

中小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 ,须认真探讨促使中小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些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财产的最佳利用与遗失物制度的法律选择——遗失物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现有研究在遗失物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争论,中国现行法律确定了不明遗失物的国家取得权,没有支持学者们主张的拾得人取得权。促进财产最佳利用是财产法的基本目的。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笔者认为应当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不明遗失物的国家取得权,并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遗失物管理网络,通过拍卖发现遗失物的最佳使用者。     

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博弈分析

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保障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经济适用房是实现该职责的一个制度体现.但是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制度并没有实现其设计目标.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如何实现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目标?从政府、开发商、购买者三方博弈的角度,可以发现经济适用房制度失败的关键在于它造成了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由此产生的市场套利行为瓦解了经济适用房的制度基础.改革方向在于撤销经济适用房制度,实施住房补贴制度,重新建立统一的住房市场.     

股东筛选、财富转移与投资者保护——管理层收购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

MBO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两股相反的力量,国有企业改革的股东筛选行动要求进行MBO,而由于国有产权的代表体系不健全和完备定价机制的缺乏,又使MBO有成为国有资产流失通道的危险,MBO在中国陷入了困境。本文在总结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MBO和该困境的新框架,认为投资者保护水平是决定MBO成为财富转移手段还是效率提高通道的关键。突破MBO在中国的困境就需要大力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这应从明晰产权、建立完善的投资者权利救济制度和完备的定价机制三个方面入手,进而促进MBO的健康发展。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