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

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的选择:即直接采用死刑核准程序和首先采用普通刑事审判程序再进行死刑核准。在现行刑事立法的条件下,必须坚决摒弃对于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直接采用死刑核准程序的做法,而应当首先采用普通刑事审判程序再进行死刑核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的具体问题,亦应遵照法定的普通刑事审判程序进行。     

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若干问题

关于黑恶势力“软暴力”的规定方式、“软暴力”与暴力性手段的关联程度、“软暴力”手段的阶段性特征和恶势力的制度定位,最新规范文件与既有规范文件的规定有所不同.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司法观点认为,“软暴力”可以是恶势力形成的基础性手段,恶势力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无须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更无须以暴力随时付诸实施为条件.在“恶势力”已成为半正式制度的背景下,应当以法治思维为基础,以对规范的实质解释为方法,以刑事政策适时调整的妥当性为基准,明确恶势力及其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认定规则: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或者暴力性手段在全部违法犯罪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影响力,是认定恶势力的必要要件,也是恶势力构成具体犯罪的手段特征.涉刑事案件的“软暴力”,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软暴力”、恶势力的“软暴力”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软暴力”三类,各有其特征,应分类判断,不可混淆.     

牵连犯处断原则辨析

对牵连犯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和双重处断原则,均与牵连犯的罪数本质不相符合。牵连犯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为数罪,基于刑法学和刑事法律的发展规律,对于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不仅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我国现行刑法的立法精神及其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摆脱理论困境、解决司法难题,实现我国刑罚的目的。     

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研究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将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与自由主义冲突,不利于合理划分刑法与道德的界线,违背刑法的谦抑性、法益保护等原则,所以应当将无被害人犯罪以非犯罪化。我国刑法虽然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现行刑法中聚众淫乱罪和赌博罪等确有修订的必要。     

危险作业罪的规范目的及其实现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标志性立法实践

特定不法行为引起重大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具有引起重大事故发生的现实、紧迫危险,是危险作业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在严格限制入罪的条件下,以极轻微业务危险犯的设置和适用,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危害生产安全重罪的发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危险作业罪的规范目的.与典型的刑法保护前置化不同,危险作业罪规制的行为原本就处于刑法既有的调整领域,新设业务危险犯,没有实质变动行政法律与刑法规定既有调整领域的界限,只是在传统调整领域内对刑法规制方式进行了结构优化,并列设置业务危险犯与过失结果犯等.摒弃机械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做法,在立法中为司法出罪预留必要的、适度的实体性裁量空间,是危险作业罪规定的标志性特征.危险作业罪的具体功能,既包括预防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发生,也包括遏制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故意犯罪的发生.充分利用特定业务危险犯的制度资源,可以实现以轻罪适用预防重罪发生、以处罚危险犯预防实害犯发生的立法预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的构建

利用指标体系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行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是刑事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是进行这种尝试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综合评估指标、分类评估指标与单项评估指标构成.指标的效度检测,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效度.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不仅是定量分析方法导入的过程,而且是对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作用机制,特别是刑事政策实施与刑事法律适用的协调作用深入理解、重新思考的过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评估论要

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法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该政策内容的阐释或解析,偏重论理而忽视论证,对政策的贯彻情况和实施效果鲜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忽视定量研究,对政策的研究进路较为单一。本文主张将指标体系引入宽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之中,通过对政策可评估性、评估目标、评估方法等内容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评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方法论的改进使刑事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     

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存在的特殊刑罚措施,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纯粹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兼顾着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功能.其适用对象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适用终身监禁罚当其罪的贪污受贿犯罪人.终身监禁可以溯及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被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者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应依法执行有期徒刑,不执行或不再执行终身监禁.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