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英译

《道德经》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经典之作,语言凝练简洁,意义丰富,哲理深厚。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处于意识形态和诗学控制之下对源文的改写。赞助人影响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更加关注诗学。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道德经》翻译的影响。     

语篇分析与翻译教学

将语篇分析理论引入翻译教学是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语篇翻译教学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掌握英汉语言转化的规律，帮助他们从翻译误区中走出来，不断提高其翻译能力，增强其在交际中灵活运用英语的能力。     

意图性与语用翻译

意图性是原作者隐含在语篇中的目的,译者在翻译时必需考虑意图性。本文从意图性与交际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意图性在语用翻译中的作用,并通过例证说明只有传递了原作者的意图性才能达到翻译中的功能对等。     

试论认识过程的阶段问题

1 划分认识阶段或环节的最主要的依据在于主体的活动方式和主体对客体的把握程度这两个方面。国内一般哲学教材中都认为: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感觉、知觉、表象,所达到的是关于事物的现象的表面的认识;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所达到的是关于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所达到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个过程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因为人的认识总是表现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运用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概念)但是,由于把感性阶段仅仅和相应的感性认识形式相联系,把理性阶段仅仅和相应的理性形式相联系,这里面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仅靠感觉、知觉、表象这些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否就能达到     

诗歌翻译中的形神问题——以杜甫《望岳》一诗的英译为例

诗歌翻译贵在求真、求善、求美.翻译时应首先追求形神兼备,如若不能,则先神似而后形似.文章以杜甫<望岳>一诗的英译为例,探讨了诗歌翻译中的形神问题,指出诗歌翻译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要争取最理想的效果,以实现对原作艺术的再创造.     

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

叙述者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可靠与否反映到叙述学中就是叙述者可不可靠的问题.叙述者的不可靠既是作家在创造时赋予叙述者形象的扑朔迷离,也是读者在阅读后分享到故事情节的淋漓尽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更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核心环节.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尽显纷呈后国内不可靠叙述研究欣欣向荣,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译介、理论定位、理论实践和理论范畴研究上都取得了灼灼业绩,其中译介工作的全面系统、文本阐述的独特新颖和研究活动的薪火相传更是国内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但是伴随着研究热潮也存在着理论机械地与西方相适应、“两张皮”、“新瓶装旧水”等窘境,研究的阙漏呼吁着国内的学者们仍需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归化异化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

在当今中国,归化异化之争可以分为四派:归化派、异化派、综合派和转化派.其发展的方向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与中国语境紧密结合的、在保持差异与观照传统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的本土化.争论的结果是促成中国译界理论意识的觉醒、对话意识的产生,对传统译论的反思以及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因素与不利效果.     

翻译规范视域下的《论语》英译——以刘殿爵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理论肇始于利维和霍姆斯,发展于图里,集大成于切斯特曼。该理论以文化模因为切入点,涉及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覆盖翻译过程的所有阶段,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职业道德紧密联系,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借助翻译规范,可以窥探刘殿爵《论语》英译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该译本承载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规范因子,使得本身加载的时代文化模因更加深刻。译本语言文字的整体感和细节处都是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但传递的信息却是中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刘殿爵的翻译给人们的启示是,翻译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种种期待,文化内容的移植需要引发目的语读者的心灵共鸣。     

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策略运用

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语言结构的差异,从而成为影响翻译策略选择与制定的重要因素。英汉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以目的语读者的思维能力为参照依据,努力将原作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再现出来。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

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各种情况,其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做了详细分析。五四运动前后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之一。五四运动之前,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本文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