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2009年人口学CSSCI期刊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论文是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产生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作者数量和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遵循科学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7种人口学CSSCI期刊自创刊起至2009年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主要发现:(1)7种期刊不同论文数量的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概率分布都遵循Lotka定律,新老作者结构合理;(2)7种期刊新增量都显著低于理论最佳值,说明学术研究队伍非常稳定,但是活力不足,容易出现作者老化现象。     

中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变迁:1994-2020CSSCI

谁在养活中国2.6亿多老年人口?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基础的问题。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比例发生重大转变:离退休金/养老金跃居首位(34.7%),首次超过家庭其他成员供养(32.7%),劳动收入位列第三(22.0%)。全国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有1.16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9160.8万人。从1994年到2020年,不分性别、城乡和地区,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发展趋势是,相对较快的弱家庭化和相对较慢的强社会化相向而行。普查数据表明,享有养老金老年人群存活率几乎是不享有的老年人群的2倍。健康、婚姻和居住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来源密切相关。养老从个体、家庭逐步转移到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随之而来的风险防控还需未雨绸缪。     

在校大学生的认识与态度:一项调查结果

2005年3月29日,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公布,原规定中"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被撤销,对学生能否结婚不再作特殊规定.此规定在社会上掀起了对在校大学生结婚的讨论高潮,但作为政策实施的对象大学生又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是否因政策的放开而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对婚姻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作为他们的老师、父母、身边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在校的676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北京市民众关于电信诈骗防御能力研究

2009年,北京市民众遭遇电信诈骗的损失高达3.2亿元。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民众对电信诈骗的防御能力评估调查"。通过研究发现:青年人和中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防御能力增强,40～49岁达到顶峰;50岁之后年龄越大,防御能力反而越差。人们的防御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及收入均成正比。防骗知识与信息的欠缺容易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建议有关部门下一步的预防工作重点应放在防骗知识的普及方面,以巩固前期取得的良好成果,使得民众在思想上、知识上都具有抵御诈骗行为的"免疫"能力。     

中国知识分子:短命还是长寿?--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研究报告之一

本文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挑战了广为流行的观点.本文首先解释"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指标的概念和差异;然后使用2004年在中科院1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20个单位调查的死亡人口资料,检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下降趋势"的可信性;并利用全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计算受过本科以上教育人群的生命表和"平均预期寿命",得出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大大高于普通人群的结论,推翻了"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这个流传广泛且被反复引用的错误结论.     

重提"安乐死"立法

“安乐死”一词源出于希腊文Euthanasia ,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或无痛苦地死亡或安然去世。安乐死并不是生与死的选择,而是死亡方式的选择。选择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改善患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其尊严。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死因构成中因晚期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等疾病导致死亡的比例越来越高。现代的医疗技术不仅不能拯救这些病人的生命,而且绝大多数病人还要经历长期的、极为痛苦的疾病折磨和精神煎熬。今天,中国人口中老年人的…     

北京市流动人口证件管理演变与实证研究

通过对北京流动人口户籍、就业、居住和计划生育证件的管理政策及其法规实施演变的分析，本文认为流动人口证件的管理经历了从无证管理到多证协管，再到一证统管的过程，《暂住证》贯穿整个有证管理历程并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文章进一步使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持证情况及影响因素，发现身份证持证率（97．5％）明显高于暂住证持证率（84．5％），并且身份证持证率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众多个体特征对暂住证持证率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来京年份和所在功能区等因素。从理论上讲，由于《暂住证》受个体因素影响较大，普及范围不如《身份证》，流动人口管理可以取消《暂住证》，而仅以《身份证》作为管理依据。     

锦标赛体制与中国省级开发区的增长——基于省级经验的研究

开发区是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省级开发区在1984-2006年间大幅增加,其增长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时期波动。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从“锦标赛体制”理论的角度具体研究了预算约束、省际竞争和国家制度变迁三个因素对中国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重要预算约束,但是各省省级开发区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受自身资源约束支配的自然增长过程,国家制度变迁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更大。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造成了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的时期波动（省内）;另一方面,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动引发了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中区域数量差异（省际）的时期变动。虽然开发区数量在各省普遍大幅增长,但根据本文的测量方案,在省级开发区的年度新增数量上并不存在显著的省际竞争。对于锦标赛体制理论的适用性仍需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